[北京教育]张晓萌等：中国共产党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经验——基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革命历史传统考察
[编者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我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命题，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指明了目标和方向。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应当立足自身的校史校情与文化传统，梳理和总结办学经验，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双一流”建设路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烽火中诞生，其建设与发展历程始终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期组稿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这一主题，从“双一流”建设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历史进程中的实践与运用、中国共产党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经验、陕北公学国防教育的经验启示与传承等方面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培养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培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国人民大学自陕北公学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抗战干部和高素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经验。我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历经4个阶段，陕北公学时期初创、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探索发展、华北大学时期的定位转变、中国人民大学时期，成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的典范。
一、初创——陕北公学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的开拓
陕北公学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为满足全面抗战的需要，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中行政干部、民运干部、文化工作干部而创办的学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争夺革命领导权与扩大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的双重任务，对干部的需求与日俱增，1935年12月，党中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干部问题上强调，没有很多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党的事业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而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培养干部需求，于是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由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国外）、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一道，担负起陕北公学的筹建工作。陕北公学的筹建受到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建校伊始，党中央就高度重视陕北公学的师资和课程建设。
（一）调兵遣将、各显神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队伍建设
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队伍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专职的教师队伍，主要从国统区调集知名学者与文化名人前往陕北公学任教。其中包括时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凭借著作《大众哲学》奠定学术地位的哲学家艾思奇和出版《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何干之等人。此外，还有许多文化名人如李培之、李凡夫、陈唯实等。第二类是来陕北公学讲课的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来讲课，这成为陕北公学培养干部得天独厚的条件。毛泽东第一个带头讲课，主要讲形势和时事（每当国内外重大形势变化时，他就会来做报告，帮助师生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脉搏），曾讲过“中国宪政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周恩来曾讲过“大后方的抗日形势”；朱德讲过“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董必武讲过“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等。毛泽东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他带头学哲学、讲哲学，亲自主持“哲学研究会”的读书班，阅读李达的《新哲学大纲》，毛泽东先后读过5遍，并把研究成果向陕北公学学院系统讲过好几次。他讲授的哲学课内容包括唯物论和唯心论、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些构成后来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体内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树立了好榜样。
（二）七分政治、白手起家——教学课程设置
与抗日军政大学分工有差别，陕北公学坚持的办学原则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主要培养抗日救国的革命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同时积极培养能够教授理论的师资力量。陕北公学设有两种学制：一种是普通班（学员队），一般学习4个月，主要任务是把青年培养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初步军事知识，能独立进行群众工作的抗战建国干部；另一种是高级研究班（高级队），学习1年，主要培养师资。普通班开设“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4门课，而成立于1938年1月的高级班课程比普通班更深更多，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问题）“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来逐步增加“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其中，“中国革命运动史”课由何干之主讲，该课程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以培养学员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了解；李凡夫、李培之、何干之讲授马列主义，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著作，要求学员直接阅读原著；艾思奇、陈唯实主讲辩证唯物主义，李凡夫、徐冰讲授政治经济学。此外，高级班还设有“中国问题”讲座课，主要选讲中国革命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如农民土地问题、边区经济问题、工农政权问题，不同专题由教员分工进行讲授。
1938年7月7日，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正式开学。陕北公学分校通过2种方式着力培养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一种是成立高级研究班，一种是组织研究室。高级研究班（高级队）从普通班中选取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学生参加，学习内容更多更深，为发展抗日教育事业培养师资，如廖盖隆、田家英、胡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高级队成员。为解决学生迅速增多、教员缺少的矛盾，陕北公学决定组建教研室，采取以老带新、边学边教、在工作中培养师资的方式，选取优秀青年分配到各个研究室研究教学工作和实际问题。当时共有3个研究室，分别为何干之领导的中国问题研究室、李凡夫领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以及陈唯实领导的哲学研究室。由于陕北公学处于创办初期，讲授内容没有教材可循，教员们常需要总结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备课和组织教材，艾思奇、何干之等十几位教员曾集体编写《社会科学概论》供教学使用。
自1937年至1941年8月，陕北公学为国家培养近万名抗战干部，他们从陕北公学获取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不少人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骨干，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隆、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
二、发展——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
1939年6月，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4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北联大），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华北联大成功克服敌后办学的艰苦条件，不仅培养出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编写与教学方法探索上也取得重要突破。
（一）敌后教学、服务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联大
华北联大一贯重视开设政治理论课。华北联大设置的政治理论课包括：“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近代革命史”，后增设“群众运动”“基本政策”课。课程教授由校部直属的政治教研室承担，这一时期，本校培养的一批青年政治理论教师如胡华、师唯三等开始任课。由于华北联大深入敌后，教学资源十分紧缺，图书室中珍贵的马列主义书籍都是师生长途行军中通过封锁线背来的。为保证理论教学需要，学校提出加强主要课程的教材建设，要求任课教员编写教材。华北联大在教务处领导下成立中学教材编辑委员会，负责本校教材编写，同时成立油印科，刻印了大量本校自编的教材如《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论共产党》；同时创办校刊《文化纵队》，转载中央文件及重要社论，登载指导性的文章和学校动态。华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出几百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们能够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
（二）探索方法、改造青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联大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大在张家口复校。复校后的华北联大依旧保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确保政治课学习时间比重，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政治课比重约占全部课程的20%。此时政治课主要强调思想上的改造作用，帮助学生消除旧中国给予他们思想意识上的影响，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此时政治课也探索出了新的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而非单纯的讲授的自学辅导制。具体的教学程序为：首先，教员进行辅导式教学，规定学习材料，做一次引言以明确本门课程学习目的并指出若干重点；其次，把学生组织起来，规定学习进度，分成若干互助小组，阅读学习材料，进行漫谈和讨论；再次，学习委员收集提出的问题并交给教员，教员针对问题组织系统化研究；最后，进行问题解答，本门课程结束。如此形成的“引言-阅读-讨论-解答”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理论课的主动性和启发其思考能力有极大帮助。
三、转变——华北大学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
华北大学诞生于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新的历史形势对华北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此时的培养重点由服务于革命的干部转向服务于接管、建设国家的干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师资培养都围绕干部的短期训练而展开，表现出“以培促研”的特点。
（一）任务转变、服务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的新要求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批干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拥有的大批高等学校即将成为新中国教育的财富。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提出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需要以党领导下的高等学校为主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这一时期华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的主要任务出现变化，由理论服务革命转向理论服务国家建设。周扬与艾思奇的发言同时号召大家学习政治，做革命的教育工作者。
（二）以培促研、快马加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课程设置
华北大学共分成4个部，第一部为短期政治训练班。在放手吸收知识分子入学的指导思想下，第一部进城后成立12个区队，每个区队有1000名学员。第四部为研究部，与第一部保持横向联系。研究部以研究一定的专门问题及培养、提高大学师资为目的。范文澜兼第四部主任，艾思奇任副主任。该部分为研究员和研究生两种。凡教授、讲师、教员参加一种研究工作的皆为研究员，研究生则帮助研究员进行研究工作。该部共有8个研究室，其中政治研究室由钱俊瑞任主任，下设理论政策时事等研究组，以培养提高第一部的政治教员为目的。政治研究室不公开招生，专门接收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或中央各单位介绍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及统战对象，前后开设5个班，共约300名学员。
进入北京之后，遵循中央的方针，学校将重点放在短期政治训练班上，大量招收知识分子。课程仍然是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政策。采取几百人大课的方式，教员做引言，讲明学习内容和重点，启发学生学习热情，再经过教员讲解、学员座谈讨论，谈疑惑，教员解答。课程讲授避免单刀直入，而是迂回包围，逐步有计划地消灭学生思想上的“敌人”。
华北大学短期政治训练班的培训需求带动了研究部的理论科研，对研究室培育适应解放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具备马列主义素养的短期政治训练班学生于1949年8月毕业，随军南下，在长江以南各个地区角落继续播撒革命种子。
四、引领——中国人民大学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
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建设干部，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干校作为基础，接受苏联先进建设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需要的各种建设干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为“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政治理论课依旧在教学中占重要地位。1950—1952年初创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积极组建教研室、编写理论教材、培养政治理论人才、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全体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走在前列，成为全国高校建立政治理论课的典范与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以苏为师、改造经验——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方案
1953年起，各高校展开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改革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学研究组，改革苏联的教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在第一学期共组建41个教研室（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教研室有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国革命理论教研室等，直属教务部领导），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大批教师，于1950年底在校内抽调政治、专业水平较高的干部和学生220人，吸收全国各大专院校进步教授、讲师、助教100余人作为研究生，采取“边学边教”与组织研究生学习两种方法，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工作中加以培养。校长吴玉章尤其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情况，要求将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作为工作汇报的内容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于1950年2月成立校教务部直属的革命问题研究室，同年8月调整为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52年6月一分为二部），成员有中共党史组组长胡华与组员戴逸、彦奇、何东等，社会科学系主任何干之和中国历史研究室彭明等；教研室主任为何干之。至1951年，教研室已初具规模，后来这些成员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系的中坚力量。1950—1956年，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要任务是承担全校革命史课程教学，培养研究生，为马列主义研究班讲授中国革命史，培养政治理论课师资。
1964年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成立，其下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科学社会主义史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史研究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当时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为：综合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来接触的理论家著述活动和理论建树，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
（二）教材编著、成果涌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发展奠基
中国人民大学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专著的编写。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成立后，其下各教研室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出版了包括学术著作、教材、辞典、资料书等比较完整的系列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庄福龄在担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期间，参与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写。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写的《〈资本论〉创作史》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为推动我国此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做了完整系统的论述，是该学科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著作。
（三）轮训教员、培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的新途径
1950年9月8日，为加强全校教员与教学行政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学校决定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和夜校，由党委正、副书记分别担任校长。同年9月19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和夜校开学上课，参加夜校学习的人有700余人，其中有中央部门、北京市委及其所属各区的在职干部400余人，这是正规在职干部培训。夜大学习期限为2年，夜校学习期限为1年，夜校毕业的学员经过申请、考试可以升入夜大。
（四）开拓创新、推广经验——开创统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
1951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对学校教学计划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自建校之始，就制定了完整的本科与专修科教育计划。在教学计划中，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为各系共同的课程；本科政治理论课占20%—25%；专修科由于大多数是在职领导干部，政治理论课比例更高，其中历史地理、教育两个班的政治理论课占26%，其余班级占37%。
1953年秋季起，为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对办学任务和学科专业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交给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与研究生。1954年4月12—21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明确总结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特点之一为：建校之初就明确苏联的教育理论与经验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之上的。要求各高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经验。
1977年9月，经过停校阶段后，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人民大学主要培养的三类人才（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之一。197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系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等研究所。“九五”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评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经近40年的建设发展，始终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地的建设作为战略重点。学校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被全国各类高校推荐使用，其中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发行量高达900万册。教师队伍方面，近年来教育部成立的全国高校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均由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出任。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基本教学和科研单位为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部、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部等4个教研部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2个研究机构，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史系。学院建立了国内最齐全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6 个二级学科），该学科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还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等马克思主义学科。学院共有12 个博士点，还经学校批准自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史2个专业的博士点。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依托这些学科点从事马克思主义综合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等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和特色。
五、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经验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有80年的历史，具有深厚革命基因，也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红色土壤。中国人民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当下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的开展要契合时代需要，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培养工作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认识与把握中国国情，站在理论高度把握与分析社会的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等，从适应革命斗争到服务于国家建设，及时根据时代需要转换培养方针。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成仿吾校长在对学员教导中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首先是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紧密围绕革命与建设培养干部的现实需要展开，提升理论、接触社会、联系群众，关注革命与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兼顾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性。三是注重高素质理论工作者队伍的独立培养。通过引入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组建教研室，以教学带科研，以老带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不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梯队，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四是不断开拓创新。紧追理论前沿，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成果；编写符合时代要求与教学规律的教材内容，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新思路。五是善于吸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经验，不断开拓国际视野。
参考文献：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21.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25.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7，101，106，128.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仿吾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38.
（原文刊于《北京教育（德育）》2017年第7-8期合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