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从世界看中国 从中国看世界：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9月5日至7日，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举行，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就东西文化交流展开了对话。
作为长期致力于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优秀的海外汉学家是连通中西方社会并促进其交流的重要使者，他们的学识和观点，不仅是西方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通道，更是中国人反观自身的镜子。
本期，我们采访了两位参加本届汉学大会的汉学家，他们分别从文化和经济领域畅谈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获得了进一步了解自身的另一个角度。——编 者
艾恺：莫让城市成精神真空
流利的普通话、十足的中国式思维，说起和中国的此生缘，70多岁的艾恺眼睛里充满光芒。
记者：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您的第二故乡，您和中国结下了深厚感情。
艾恺：是的，我和中国的缘分像是命中注定一样，充满缘分和巧合。1973年，我和夫人从香港罗湖口岸过关进入深圳，当我拎着箱子要坐上北上的火车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竟然是1972在美国结识的一位中国朋友，而他是在接待加拿大朋友时正巧遇到了我。
在偌大的中国、在我第一次以个人身份踏上中国大陆的第一刻，一个老外竟然“他乡遇故知”，这真是巧极了！我相信这就是缘分，我和这里的人有缘、和这块土地有缘、和这个国家有缘。
几十年来，这种感受日渐强烈。我和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对梁漱溟先生的敬意和与皖西、山东农民的情谊，是我割舍不掉的。
记者：如您所说，以邹平县为例，您对其跟踪进行了几十年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从1986年到现在，您怎样看待其中的变迁和发展？有什么惊喜和遗憾？
艾恺：1986年，我来到山东邹平县，县城只有东西、南北向各一条马路，其它都是土路，只要下雨，要等好几天才能上路走。1987年，我再次来到邹平。县城已经开始扩大，各方面都在发展。90年代，邹平更是开始了工业化进程。
邹平有两个大变化让我瞠目结舌，也让我有一些对传统文化急遽变化的担忧。
一是80年代，每一次来邹平，这里的老朋友都一个劲儿地夸我长胖了；到了1999年，邹平竟然办起了减肥中心。千百年来的中国百姓对丰衣足食的深刻认知，却在这时来了个彻底的革命，这是乡村文化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二是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以前乡村夜晚的文化活动——围坐听老人讲风俗、讲故事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这时的邹平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却在无形中舍弃了口耳相传的文化传统，惊喜和遗憾相伴而生。
现在，随着全球化、网络新技术等的推开，对传统文明的遗落更为严峻。
记者：以世界视野，您以为要如何理性看待这样的现实、又有什么期望？
艾恺：放眼世界，以我来看，这种“精神真空”并不限于中国，从如今各国对传统文化的“拯救行动”就可见一斑。
比如在爱尔兰，18、19世纪还保留原始的爱尔兰方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这些本土文化开始没落，会讲它的人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当地政府和学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在学校开设了“方言课堂”，甚至路边的酒吧告之顾客必须讲“方言”。
所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传统文化式微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虽然很可惜，但不必过度忧虑。
其实，中国乡村的文化维系，也还是有希望的。这些年来，我从农村朋友那里得到的是始终如一的好客、大方和友善，几十年间，邹平县虽然年年都不一样，但始终有一种文化力量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精神，是传统文化脱不去的色彩。
记者：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古村落保护等，您对此如何评价？
艾恺：我十分赞赏中国政府的远见卓识，在考察中国各地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地都十分重视组织力量发掘和保护传统文化。比如在邹平，我当 年和梁漱溟聊到过这里最古老的一座基督教教堂一直无专人保护，而5年前再去邹平，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保护措施，让我十分欣喜。
除了政府力量的投入，还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上来，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积极保护四合院、京剧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期待政府和民间更大的力量，共同担负起文化长城的保护和建设。
我建议中国应该多一些梁漱溟。梁先生的乡村建设愿景就是把城市的科学技术带到乡村，带动发展；把乡村的文化、道德积淀带到城市，创造一个既有现代化的便捷，又有传统文化贯穿的“新文明”。他不仅有着先进的思想，更是一生都在实践和实干，中国需要这样的实干精神。
记者：在中国自身越来越强调文化建设的同时，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如何？
艾恺：最令我欣喜的是“中文热”，现在不只是学生、学者在学习中文，很多国家的普通人也开始对中文感兴趣。我有幸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世界，并因此感召 了更多的人投入到研究中华文化上来，甚至有一些老学者，本来研究欧洲历史，也对中国充满了研究渴望，他们都渴望像傅高义那样，在80多岁还能说一口流利的 中文。
从80年代开始，我开了一门介绍中国文化的入门课，比起《欧洲文明史》等课程，这门课显然更具人气，班级人数从之前的六七十人，到现在已经成了120多人的大课，人气很旺。每当说起这些，我就感到十分自豪。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人才更是遍布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几十年前的芝加哥大学几乎见不到多少杰出中国教授的身影，而现在各个专业领域的优秀中国老师越 来越多；近10年间，直接到芝加哥大学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逐渐增多；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也出现了郎朗等中国杰出音乐家，这在以前也是难以想象的；在我的家乡 意大利，温州人的群体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正逐步加大，当然，这还只是个开始。
罗思义：要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经济
这个老外，对数字极其敏感，“你说咖啡厅到这里只有100米，我看至少有350米。”
这个老外，颇有语言天赋，20多岁就学会了法语、40多岁学会了俄语，却还没学会汉语，“我现在67岁了，如果我要学会汉语，至少需要3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宁愿多花点时间研究中国经济。”
记者：您为何将研究方向聚焦到中国并来到中国？
罗思义：我从1971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学，并长期关注经济增长问题。中国过去30年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增长，激起了我研究中国的兴趣，因此，从 1992年开始，我便通过各种文章和书籍了解中国。我此时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去认识中国，那时我便十分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崇拜邓小平。2004年 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我开始以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和视野反观世界，两者构成互补，让我可以更加智慧和深刻地观察世界、并聚焦中国。
之前我对西方的经济理论比较了解，但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情况知之甚少，比如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等。在重阳研究院，外国研究者能够和中国本土研究者实现充 分的交流，弥补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少的缺陷。中国学者也能通过国外学者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了解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有利于国际对比。
记者：据我对您的了解，您特别喜欢“实事求是”这个词，实事求是地讲，您怎样看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罗思义：“实事求是”最好的媒介是数据，我可以列出一些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成果。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中国实现了主要经济体历史 上最快的生活水平增速；中国带领6.2亿人摆脱贫困；中国创造了单年最大的产出增长纪录；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 ， 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美国人口的7倍。所以我说，中国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影响了最多的人口。
在我看来，邓小平 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居功甚伟，邓小平模式要明显优于自由市场模式和斯大林模式。自由市场模式主张自由主义，市场主导一切。斯大林模式强调政府的作 用，政府主导经济生产和消费，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存相当一部分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政府可以 发挥作用；私有部门实行充分竞争，更刺激了经济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要更大程度地激发私有部门的活力。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您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问题？
罗思义：我认为，发展中不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和危机是两个概念，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都是问题超过了限度。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通胀问题、交通堵塞等。但中国的问题远远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危机，因为我看到中国一旦遇到某些问题， 就在上上下下想办法去寻求解决方法，而且效果不错。
另外，世界各国在发展进程中都会面临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环境问题不光中国有，很多国家的快速增长都伴随着环境问题。短期来看，这些问题会存在，但最终都将在发展中被解决。
记者：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与之相对也有“中国机遇论”，您如何看待？
罗思义：我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并将持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之前曾写文章指出，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今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个人预测，201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些 认为中国是威胁的国家，是因为惧怕被超越，因为任何人都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富有。因此，威胁论完全是一种害怕被超越的“仇富”心理，是个别国家的想法罢了。 而且，我认为事实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一直以来，中国都在促进世界的经济增长。
记者：您以为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何作用？
罗思义：在这次的汉学大会，杜维明谈到了亚当·斯密和孔子儒家的关系。与杜教授不尽相同，我对这个关系也有一定的理解，我以为在亚当·斯密那里，他并不 是强调自由主义，而是社会分工、劳动分工；而孔子的儒家作为中国的一种精神信仰，主张社会价值，奉扬集体主义。在当今，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合作，合作才能 促进经济增长，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为合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因此，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另外，我关注到中国的孔子学院建设，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孔子学院提供了了解中国悠久文化和现代形象的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对现代中国的一切都开始充满兴趣，为中国拓展了无形的市场，比如伦敦市曾邀请李宇春到伦敦演出，我因此成为 她的“粉丝”，华为手机在英国的知名度正越来越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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