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专访吴晓球：构铸新时代中国金融的强健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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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与大国相匹配的现代金融，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围绕相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者：经历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十九大报告谱写了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新篇章。您认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吴晓球：十九大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政策、发展理念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慢慢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从经济意义上说，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有很多的指标，比如，国际贸易规模、经济规模、人均GDP水平、制造业竞争力、经济的福利水平等。但是，从经济角度看，到最后，大国的竞争力都会集中表现在金融的竞争力上。金融竞争力是以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为基础的，以实体经济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为前提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实体经济进入一个结构转型时期，过去五六年的改革成效正在显现，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存量的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我认为，中国金融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体上，我对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是谨慎乐观的。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比如，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各项指标，包括资产的盈利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等指标，以及对风险覆盖的能力都是比较好的。商业银行至少在十年内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作为中国金融的主体部分是可期待的。

记者：近年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业务，如互联网支付、个体网络借贷等都拓展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半径，但部分新型金融业态内也暴露出一些风险事件。对此，您怎么看？

吴晓球：我们现在的金融业态是丰富的、多元的，新的金融业态是对传统金融业态的DNA的更迭，科技在传统金融体系里植入了一个强大的芯片，从而使金融的功能和效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金融业态破除了传统金融的时空约束，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金融科技的进步是整个中国金融变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金融科技的这个变化，我认为，中国金融没有像今天这么富有时代感。高科技对于金融的渗透是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第一动力。金融只有和科技紧密结合，中国金融才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实现弯道超车的目标。

金融的进步，其推动力无非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来自于市场的力量，我们称之为传统的脱媒力量（注：“脱媒”一般是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传统的市场脱媒力量是中国金融结构发生变革的基础力量，没有传统的市场脱媒，那是完成不了中国金融的现代化的。但传统市场的脱媒要循序渐进，是一种缓慢的结构性调整，这一点仍然是我们变革的基础。但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增加了一种新的力量，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达到的，这就是科技对中国金融的渗透以及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现代科技对于金融颠覆性的影响，一般说来是指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像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等，这些都是金融科技的基础元素。由于这样一种新基因的介入，中国金融的风险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越是高科技，风险变得越难识别，正误有时候只是一步之遥。

我们不要把新金融业态的风险做过度的解读。它会带来新的风险，但也会带来更大的金融功能与效率，它所带来的功能与效率完全可以覆盖或超过其所带来的风险，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三方支付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用的，无论是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金融支付的基本业态和方式，它便捷、方便、安全，而且低成本，的确非常好。这些都是金融创新的结果，金融创新不是金融的自我循环服务，而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种金融创新如果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更安全、更低成本的服务，那就是最好的创新。或许它会增加某些新的风险，但是它消除了传统风险，提高了金融效率。所以，我们对金融风险要正确把握，精准理解，金融创新之后，我们必须要加强相应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应推动中国金融的变革。金融监管的目的不是消灭风险，我们不要以为金融监管可以消灭风险。金融存在的那一天风险就存在，除非把金融消灭掉，风险就没有了。金融监管最重要的目标是让风险收敛，不要让风险扩散，是使单个风险不至于蔓延开来变成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设计，其核心功能就是要收敛其货币扩张所可能带来的信用无限扩张，抑制信贷膨胀风险。

记者：中国正成为全球性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如何构建一个与中国大国地位匹配的大国金融，实际上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您认为中国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吴晓球：一个全球性大国有的金融一定是开放的金融，一定是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一定是有综合功能的金融，一定能够很好分散风险、化解风险、组合风险的金融。这是大国金融所必备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大国金融或现代金融最重要的基石是资本市场。大国金融下的资本市场，必须具有强大的分散风险的功能。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安排有财富管理和分散风险功能？那就是具有发达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发达的资本市场，既有融资功能，更有财富管理功能，两者之间不可分割，只不过在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财富管理功能变成第一位的，融资功能成为第二位的。这与银行的功能不一样，银行的第一功能是融资，银行天生就是为企业和个人融资的，但是，资本市场天生并不是用来融资的，而是为社会、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可以自由选择的流动性好、有足够透明度的资产组合。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资本市场就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中国金融必须要开放，虽然今天我们有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等，但这些都不是全面开放的标准，全面开放的标准是在遵守中国法律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到中国资本市场来投资，现在应该说还不是自由进入，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币没有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所以，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人民币自由化改革必须相关。没有人民币可自由交易这个前提，我们要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大国金融，一定内涵着这个国家资本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显然，我们现在离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且不说形式上没有完全开放，我们在金融市场的一些硬件上，在发展理念上是需要改革和调整的。

记者：如您所言，中国金融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正迈向常态化，其改革重点和发展目标正在发生转移。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吴晓球：我们必须推动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这要必须涉及债券市场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有时候会狭义地把资本市场只认定是股票市场。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一定内涵着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很大，到2017年12月3日，中国债券市场的余额是72万亿人民币，股票市场余额大概在60万亿左右，这两者之间加起来在135万亿人民币左右。中国国债余额到2017年12月份大概是14万亿多一点，地方政府债也是14万亿多一点，金融债18万亿多一点。中国公司债类型很复杂，有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中期票据、短融债等等，这些构成了广义上的公司债，加起来大概也在14万亿。这四个品种加起来，超过了360万亿，剩下还有小品种。债券市场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地方政府债这两年发展速度太快，超过了承受力，风险急剧加大。国债则相对稳定，公司债品种太复杂，门槛都不一样，交易起来非常困难。在品种结构里面，有两个方面要发展，一个是国债，一个是广义上的公司债，这两者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没有这两个债的发展，债券市场要成为财富管理的市场也是很难的。

债券市场中重要的是市场分割。中国的债券市场是央行主导的，银行间市场主导着整个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余额占到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的90%以上。银行间市场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虽然规模很大，但是市场分割非常严重。改革必须打通债券市场使其一体化，要让债券市场不能仅仅成为商业银行的头寸调整机制，更重要的是要让其成为社会财富管理的机制，这就需要把银行间市场与场内市场即交易所市场打通，让它们成为财富管理的市场。

我主张修改《证券法》。比如证券化的金融产品该由谁来进行批准和监管？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谁批准谁监管”的原则，这个原则比较简单，但是这相对落后，它必然造成市场分割，标准不一。现在，我们应该改革掉谁批准谁监管的原则，应该按照产品的性质来设计监管主体。实际上，证券化的金融产品的风险主要来自于透明度。我认为，证券化金融产品应该主要由证监会来监管，在过渡期央行辅助，因为银行间市场是央行构造出来的，中间应有一个过渡安排。我们不是说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吗？减少企业发债不必要的壁垒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金融领域放管服改革。如果我们能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的一些“放管服”改革，距离我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就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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