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王文:G20应学中国，制定五年规划

土耳其政府G20协调人和德国政府G20协调人都强调，G20的“执行力”(Implementation)已成关键难题，那么，我想说的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面，中国是执行力最强的G20国家：中国过去五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以上，过去30年中国使6亿人脱贫，占全球同期脱贫人数的90%。开会那天凌晨，我刚到巴黎，连出租车司机都说，到巴黎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消费能力，这本身都折射了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与执行力。

2016年，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主办国。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G20需要为全球治理做出顶层设计并拿出推进方案。G20主办国则需要在承续既有成果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方案，带头应对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作为今天全球智库的唯一代表，我能与大家分享的中国发展重要经验，就是中国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让更多措施能够得到执行。

确定G20执行力，中国提出的方案是有效的

如何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后持续多年的低增长泥潭，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是G20面临的首要课题。

作为2008年以来的危机应对机制，G20最终定下的中期目标是，要恢复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并且为此设立了一些基本数据指标。从2011年以来的五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仅为3.3%左右，远远低于2001-2007年期间危机前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速的4.45%。可见，全球经济并未回到预期的目标上来。

2014年的G20主席国澳大利亚推动确立了“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的G20共同目标。为此，各成员方都制定了各自的“综合增长战略”。2015年G20主席国土耳其提出“3I”，即“包容性”、“执行力”与“投资性增长”(Inclusiveness, Implementation and Investment for growth)的政策框架，并催促各国拿出了调整后的增长战略方案。实际上，这是对综合增长战略在可执行性方面的强化，既表达了对2014年G20主题的沿承，也体现了对G20机制从临时危机应对到长期全球治理转型的期待。这对占全球贸易总量90%、经济总量80%的二十国集团来讲尤其重要。

2016年中国提出四个“I”，即“共同创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这也是出于“沿承”与“转型”的考量，沿用了土耳其G20峰会的“包容”，并针对全球经济增长新困境、保证各国承诺的执行力，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这四个单词是根据中国经验，试图抓住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世界经济治理的最关键问题，指明了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创新”是实现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靠创新来释放体制活力和创造力，靠创新实现科技进步，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根本出路；“活力”强调让经济发展的引擎高速发展，让世界经济气通血畅，焕发新动力；“联动”是实现全球整体、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国合作联动，才能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优势互补；“包容”强调发展的价值要惠及所有国家，从而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

G20如果能在“创新、活力、联动、包容”方面为世界做出表率，形成共赢局面，势必将提振全球经济信心、拉动经济复苏、释放发展潜力，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创造光明前景。

下一步的关键是国际协调

目前各国提交了各自的中期增长路线图，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各成员方的关键政策承诺（Key Commitments）侧重点各有不同，没有关于相互协调的说明，潜在地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抵消问题，可能导致“零和博弈”造成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外溢效果为零甚至为负。

换句话说，在增长战略方面，各国是“有整体目标，无全面协调”。全球增长不是一国就能解决的，在G20层面而非各成员方层面上制定整体性的政策，建立切实可操作的执行机制，已十分必要。因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通过慎密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认为，需要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Glob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System，GECS）。

这不只是各成员方增长战略协调的需要，也是全球已承诺的政策目标体系变得复杂化亟待通盘考虑的需要。这种复杂性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联合国层面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进展，即2015年9月底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批准了《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SDG），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169个子目标。G20如何与SDG并轨与协调相当重要。

二是全球层面上碳减排的要求。今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法国巴黎举行，各方尤其是中国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郑重承诺。因此，G20讨论全球增长必须考虑到碳减排约束日益严格的趋势。

三是发达国家减少财政赤字的约束。美国与欧元区都执行“结构性减赤”的长期政策框架，以及部分国家提到的退出“量宽”等政策，都会对他们的经济增长产生冲击。

此外，当前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冲击着全球增长；全球性通缩、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威胁着国际经济；而重大创新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与互联互通不足等支撑性要素不力则拖累着世界发展前景。这就更需要建立全球可持续增长的协调框架，增强各国的抗风险能力，并实现G20整体政策效果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s），避免相互抵消。

G20要促进全球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上坚持时间最长的增长战略，应属中国的“五年规划”，共实施了60年。2016年，中国将开始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内容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城镇化、资源与环境、科技与教育、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文化、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治、民族、军事等十四大战略。中国还有各部门、各省、各市、各县的“十三五”规划，数以千计，自上而下，追求协调发展。

中国的宏大规划经验是值得在设计G20“全球经济协调体系”时所参考的。G20现有四个层次的会议机制，分别是领导人峰会、协调人（Sherpa）会议、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专家工作组及相关配套会议。这些机制既是合作平台，也是“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实施基础。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应由一个顶层机制、三张机构网络、十方面合作平台构成（如图解）。

一个顶层机制是“长期愿景机制”，负责制定并指导G20增长战略的实施。“长期愿景机制”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先形成一份“G20经济发展愿景”文件，确立五年期发展目标。此后，在领导人峰会、协调人（Sherpa）会议、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都经常予以修订并讨论如何实现。

三张机构网络分别是G20与联合国各机构协调网络、G20相互协调网络、G20与各个国际组织协调网络。建立常态化的协调网络，形成一个全球“发展规划”的执行网。

十方面合作平台是十个方面的G20各成员方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平台，综合考虑G20现有机制及未来发展要求，参考中国案例，建议为金融与投资、劳动与就业、商务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基础设施、资源与环境、能源、发展、旅游十个方面。

为保证协调各国的增长战略，应建立四方面的执行机制：一是设立执行秘书处，不断与各自国内联络并共同起草文件。执行秘书处可设立在中国，并在多个国际组织设立代表处。二是建立“共同工具篮子”，为G20成员国发展提供政策选项范本。例如，G20可考虑设立全球粮价平准基金，用以干预粮价过度波动。三是设立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建立增长战略的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四是探索奖惩机制，对一些不达标的国家予以类似削减授信额度这样的处罚措施。

G20能否有五年规划的量化政策目标？

结合G20已有政策目标的预期轨道，以及国际上其他政策承诺的要求，我们通过建立情境模型的方法，得出了到2021年的可行性量化政策目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专门有计算，限于时间，我就列举一二。

比如，G20在金融与投资方面，可否到2021年使全球GDP总量达到95万亿美元（按2015年美元价格计）。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融资6000亿美元。为保证这个目标，G20国家可建立“宏观政策外溢协调机制”，实行“全球金融市场合法性管道”项目，推进跨国PPP投融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功能进一步全球化，等等。除此之外，在劳动与就业、商务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都可以有一些量化目标。

G20是各国在面对共同问题时一项分享智慧、达成方案的有效机制。目前，G20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平台，就需要解决如何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常态化机制问题，并且在每五年进行量化目标的评估与执行上做文章。

我刚才提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就是为创建这一常态化机制下如何加强执行力的思考。要建成“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框架，除了架构、执行机制及政策目标体系这些“内生性”要素外，还需要在全球价值观等“外生性”要素方面加强建设。

所以，作为结论部分，我想提的是，建议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续存与发展作为G20的根本价值观。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各国经济的常态现状。与此同时，各类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作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应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这些都是中国官方提出过的政治概念，会不会太“中国化”了。我倒觉得，应该反过来想。中国发展的成功是人类现代化的共同财富。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受惠于世界上的那些成功发展经验；现在，世界也可以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营养。

未来，世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态度要避免两种不良的趋向：一是避免过于低估中国的贡献。一些舆论谈论“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是哗众取宠式的研究笑话，更是对中国发展、稳定和改革三者辩论关系未来的误读。另一种则是避免意识形态化地看中国，仍然以过去冷战思维、共产主义思维来看中国。

正如邓小平先生30年前所说，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世界也应该有这种务实精神，无论是否是中国经验，能让世界更好发展，就是好经验。2016年是中国分享发展经验的起点，也应该是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发展经验的新起点。相信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G20杭州峰会一定能开得更成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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