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刘伟：解决结构失衡 跨越发展陷阱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中国的人均GDP如今已达到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少于12476美元，高于4056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至2014年末，有54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从发展历史来看，有70个国家现在是“高收入”国家，其中主要是发达国家，有十几个是发展中国家。还原这70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它们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个月。这70个“高收入”国家中，有2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人口大国”，它们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给中国10年时间，到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供给和需求发生变化
中国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的变化，大概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
在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总成本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劳动力、工资成本。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更不用提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第二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因为稀缺性导致价格大幅度上升。第三是环境成本。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稍有变化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第四是技术进步成本。以前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但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可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这四个方面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
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以往的主要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做这种转变、效率滞后的话，成本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价格一旦起来，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大家怨声载道。就经济来讲，国民经济没有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
另一个变化就是需求，贫穷时的需求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过去，中国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往中国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更便宜，资源更便宜，环境更便宜，成本低，有优势。现在，这些都不便宜了，所以人家就不来了。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又上不来，银行拿着大把的储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
消费需求疲软。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力跟着提高，这有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如果大部分青年精英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就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
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总需求不足，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
调整结构化解双重风险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这就叫双重风险并存。
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就会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会加剧经济下行。
第一重风险是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升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略超过50%是来自于需求拉升，还有49%左右是来自于成本推动。
进入新常态以后，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的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消化不掉，所以这些成本就进入到了价格。到了现阶段，如果还用过去的低要素成本状况投入产出结构，那么根本就不适应，也就没有竞争力。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创新力，意味着要提高效率。
所谓需求拉升，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多，不断地印刷钞票。第一原因是外汇占款，就是结汇所形成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呢？企业和居民生产的产品卖给了外国人，从而赚回来外汇存在了商业银行。这个环节等于是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把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买进来。商业银行收了外汇，然后央行再把商业银行的外汇买进来，这时外汇就属于国家，就是国家外汇储备。
各国都是这样，但我国的特殊点在于，央行买进外汇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资产，而是新发行货币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就意味着央行印出去的钞票越多。印的钞票进入流通，形成了通货膨胀需求拉升的压力。结汇量越来越大，在国际收支领域里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第二重风险是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经济下行看起来是动力不足，动力包括投资和消费。我们现在投资需求疲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问题出在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如果再扩大投资的话，就是低水平的重复，从而加剧产能过剩、形成泡沫。
消费需求疲软，深层次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生产者中进行，生产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劳动者。政府通过税收，企业通过资本盈余，劳动者通过工资。这三部分中，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劳动者的工资拿去消费，但是它的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这样导致消费无法增长。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地区之间繁荣和落后的首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导致的。我们做过分析，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
微观层面，劳动者、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到2014年公布的基尼系数，总共1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最富的20%人口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口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
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和增长动力。所以，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很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
这些调整都是很艰难的，不是短期政策就能够奏效。因此中国现在要使得自己的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着力点、核心应该聚焦在调整结构，所以现在结构调整问题就成了“十三五”期间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宏观政策方面，我们现在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松紧搭配”的格局，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它的首要目标还是保增长，目的就是稳定社会的就业。“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一个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方向是从紧的，它的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
为什么不能把两个政策统一到一个方向上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呢？就是前面讨论过的，双重风险并存，它要求宏观政策在方向上刚好是相反的。我们现在既不敢双紧，也不敢双松。于是就搞了一个松紧搭配的组合，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相互矛盾，从而降低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在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状态下，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首先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确保6.5%的经济增长速度？松紧搭配的格局不能改变的话，现在能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松紧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倾斜，也可以朝“紧”的方向倾斜。松紧力度的调整，它的根据与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来控制财政、货币政策。
我们测算了一下，今后这几年，如果经济增长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6.5%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就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还是就当前的就业目标的要求，还是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低于6.5%的话，“松紧搭配”就要朝着“松”的方向去倾斜，要出台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胀压力加大，“松紧搭配”就要朝着“紧”的方向来倾斜。
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实际上，这些“松紧搭配”无论怎样巧妙，都只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表面看起来是经济总量增速快慢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靠创新，所以我们提出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其核心就是创新。技术创新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有两方面，一是经济制度，一是政治制度。116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国家跨过了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阶段，剩下的都没有跨过去，而且尽是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中东危机。背后的原因就两个字——腐败。这些国家都高度腐败，权钱交易，寻租。
首先，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腐败的背后是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的完善，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0年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市场不能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起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大量的政府越位替代了市场，企业获得机会和资源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而是要去找政府谈判，劝说政府官员将机会批给自己。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大量的权力，同时这个权力还缺少约束。
市场化进程如果迟缓，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滞后，政治改革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是民主和法治。民主解决的是授权，法治解决的是约束。
其次是保护私权，这是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志。
我们国家很有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时间表与路线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2020年的法治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就像钉钉子一样牢固，就像中国共产党推进“三严三实”一样，如果“全面从严治党”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确实有希望。
（作者简介：刘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委员，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独立主持多项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