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一个圆明园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10-17 温新红

　　和所有人一样，研究圆明园超过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最初也不知道圆明园有那么多中式建筑，以为圆明园就是西洋楼。实际上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所占面积不足5%，95%以上都是中式建筑。

　　方壶胜境，在福海北岸湾内，1740年（乾隆五年）建成，是圆明园中最为美丽的建筑。此景前部的三座重檐亭榭，呈“山”字形伸入湖中；正大光明，皇帝在园内举行朝会、接见外使的行政区域。方壶胜境的功能类似故宫太和殿、保和殿，亦是皇帝驾崩后停灵之处。还有坦坦荡荡、光风霁月、清音阁大戏台、鸿慈永诂、蓬岛瑶台、牡丹台、万方安和……

　　这些建筑均出自圆明园，尽管现在都是废墟，仅仅这些描述就让人神往，挡不住人们对圆明园的遐思。2009年起，研究圆明园超过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带领科研团队开始了数字复原工程。第二年就向公众发布了22个景区的复原图，目前数字复原的景区近50个，超过一半。

　　负责复原工程的是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该院院长贺艳表示，未来五年时间他们会完成余下的部分，也就是说，人们“看到”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整体盛况的时间不会太长。

　　数字复原圆明园仅仅三维重现吗？它有什么价值？带给研究者和观者有什么感受？

公众有“知情权”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这是晚清文学家王闿运《圆明园词》中的诗句，概括了当时帝王移天缩地的审美情趣。

　　和所有人一样，研究圆明园超过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最初也不知道圆明园有那么多中式建筑，以为圆明园就是西洋楼。实际上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所占面积不足5%，95%以上都是中式建筑。

　　2000年郭黛姮申请了名为“圆明园”的课题，带着十几个研究生一块作圆明园研究。贺艳是其中之一。

　　“清华离圆明园很近，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去。”贺艳说他们在当时还是荒草遍野的圆明园寻找遗迹，发现了上下天光遗址的台阶，找到了杏花春馆遗址的山洞、假山，以及濂溪乐处遗址的木桩等等。

　　不仅是普通人想看到圆明园当年的盛况，步移景异的园林景象也是郭黛姮和研究圆明园的人想看到的。

　　这个时候，建筑设计上开始用计算机制作三维图。郭黛姮看到后，就想着是不是能把圆明园做成较为直观的三维图。

　　但是，那时的计算机技术还有很多限制，处理不了大量数据。不用说他们要还原的是历史真实，就是电影的图画都处理不了。

　　直到2009年，圆明园被毁150年前夕，郭黛姮的研究团队正式做圆明园数字复原的工作。有了之前的积累，仅用了一年时间，2010年就公布了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方壶胜境、同乐园、含经堂等圆明园22景区数字复原图和55个时空单元的全景复原三维模型库。

　　“我们之前都是在书斋里作研究，但圆明园是考古遗址公园，它就是历史信息的载体。现在要让这些信息从书斋里走出去。其实公众有权利知道圆明园当初的样子，就是有‘知情权’。”郭黛姮说。

数字复原是研究的延续

　　郭黛姮说她最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有记载说淳化轩旁边的三友轩，记载的是大殿旁边有一个小殿，但画出的三友轩小殿三维图是二层，因绘图者读到三友轩文献中有“楼上……，楼下……”的字句，后发现这不正常，经反复核对文献，确定文献讲的所谓楼上楼下，不是指三友轩，而是指大殿，其室内是双层的。

　　“原来文献记载的位置不对，是记录工程档案的人把位置写错了。数字复原过程有时还能纠正一些史料。”郭黛姮说，数字复原是研究的延续，也对整个科研有促进作用。她又举了一例，圆明园有很多残存的琉璃花，复原小组进到库房看到很多琉璃花，通过比对，发现原来是西洋楼的。“当时工匠费了很多心思想出来的办法，由此可以用来探讨当时西洋楼的设计者如何将中西建筑相融合。”

　　如果没有之前的积累和不断地研究，数字复原只是一种空想，或者只能是猜想，很容易导致错误。

　　众所周知，圆明园有四十景图及2000多张样式房图，但距离复原一座真正的建筑物乃至屋内的陈设还很远。不过，样式房图并不是完美的资料，信息不够详细，有时画一个方块，很难想象是亭子还是房子，或是平台，这就需要依据文献、考古等。

　　但这些信息多数是零散、破碎的。“档案非常庞杂，这篇讲吃的，那篇讲喝，另一篇讲游玩，不是建筑或者园林的完整信息。不是说有一个报告上面写的这个房子是这么盖的，而只是说当年我修了这个房子，记录的是修的那部分。这些信息还掩藏在各种档案中，这里两句那里两句。所以研究人员要从特别庞杂的资料里去找到有用的，这个研究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贺艳告诉记者。

　　又如一般的样式房图，一般只会表示这个房子有几间，每一间开间是多少，进深是多少，很少会写到房屋的柱子是多粗。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柱础，按照古建筑的做法，再计算出柱子的直径和高度。

　　有的还要借助其他的发现。乾隆喜爱苏式彩画，“春光明媚金扇面”是其中一种，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后来郭黛姮在北京王府的一间房子里发现这种彩画。

　　真正按照圆明园的各种史料信息来做，使人们看到一个具有较高“真实性”的圆明园，是郭黛姮对数字复原提出的要求。基于这点，所有的复原图都会有一个标识，哪些部分是确定无疑的，哪些部分是研究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的假设。以后随着研究的进展和考古发掘的进展，证明是对或者是需要修改的。

完整的圆明园

　　尽管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复原了22个景区，但随后圆明园的数字复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以这样的速度增加，现在过去近4年，复原仅完成了一半多。

　　贺艳说，这其中有团队的培养和成长等客观因素，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最初复原快是十几年研究厚积薄发的结果，二是这些年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让已数字复原的景区逐渐完善。

　　圆明园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5位皇帝，超过150年历史，“圆明园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位皇帝都有他不同的追求。”郭黛姮告诉记者，圆明园经过多次整修，数字复原的难点就在于呈现出每个景区在各个年代的样子。

　　在复原第一批景区后，他们没有着急做新的，而是在补充这些景区的其他时期，“我们先做总图，就是把时间切片做出来，乾隆初期、中期及道光、咸丰时是什么样子。”贺艳进一步解释， “许多景区的资料不够丰富，就做不到每个时期都有。”

　　九州清晏是皇帝主要的居住地，因此划出8个时间切片，就做了8个完全不同的图，每个时期的房间数都不一样；杏花春馆，开始时候有菜圃、井亭，后来到乾隆二十年以后挖掉菜圃，改成园林建筑。

　　贺艳告诉记者，数字复原一个景区所花时间很难计算。即使不算前期研究的时间，做成三维图后还需要和研究人员协调，二维图纸上没问题的，到三维图上就可能会有问题。比如说五个房子，其中有两个是连在一起，就要考虑这个屋檐伸出去一点，那个屋檐退回去一点。又比如园子里的植物在三维图做出后，会发现植物的轮廓线挡住了小亭子，不仅要把小亭子调整出来，还要作整体的调整。

　　做完三维图，还需要审图，审图的人又会发现一些问题，如与档案资料不符或者遗漏等等，如此需要反复多次。

　　“通过数字复原研究，我们进一步搞清了圆明园的变迁史。它是清代营建史的一个缩影，承载了中国150多年建筑发展的脉络，从中可以反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建筑的变化。”郭黛姮对此很感慨，“圆明园实际上还承载着中国很多的历史信息，反映了整个当时的帝王思想、治国方略和当时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很多建筑的变化跟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以全方位的视角来研究文化遗产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