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不是潘金莲》
14.12.2016 13:03
本文来源: 法院网
电影主要围绕的是一位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说它是故事，因本身的喜感和滑稽，说它是现实，确实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充满着中国式的逻辑与观念。李雪莲与丈夫秦玉河，已有一子，意外怀孕后，为了规避计划生育政策，双方商议好假离婚，等腹中胎儿生产后，再行复婚，但离婚假戏真做，秦玉河另娶他人。于是，李香莲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定离婚为假，心想先通过法院判令离婚为假、再与秦玉河复婚再离婚，生生出一口恶气。但事与愿违，法庭判令离婚为真，加上与秦玉河讨理的过程中，秦玉河的一句“李雪莲，你自己承认结婚之前和别人发生关系，你才是潘金莲”的气话，李雪莲于是一路喊冤法院院长、县长、市长，在自己觉得找不到明白人后，只身前往北京上访。后上访成功，市长、县长、院长都被撤职查办，但秦玉河这个事件的根、李雪莲离婚的最终目的还是未得到办理，接下来将近二十年里，李雪莲每年上访，从不间断。最终事件终结于秦玉河的意外死亡，上访之路断裂，人生也从少妇到白头的荒诞。剧本确实好玩，看似围绕“上访”这条线，但是真正是一幅图，社会全景图，正如冯导自己说的一样：这个片子里没有主角，主角是故事里出场的所有小人物，每个人都围绕着自己心中的理、念头去奔，到底谁对谁错、孰真孰假，无人可知。电影的屏幕放映像一个窗口，变化的黑幕像在引导观众走进故事里，是看客，是窥者，正靠着墙角，听隔壁老王家的故事。故事的线真是千丝万缕，看完电影，整个脑子都是乱的，这也许正是影片制作的厉害之处，丰富的东西总是层次千万重，回味千万重。
体制内生态
故事里出现最多的角色种类应该就是“官”，每一位官都不着重笔但形象鲜明，每一处场景都秩序井然但活泼生动。官与官的差别，在于位阶的差别，县长有县长的办事讲话风格，市长有市长的办事讲话风格，法院院长又有院长的风格，各有不同，但一颦一笑都楚楚动人。现实中的政府人员必有能吏、必有有为者、必不会出现如此闹剧，可荒诞往往是放大了的现实，体制内生态自然也是繁花似锦，样貌丰富，呈现出来的冰山一角，就足以撼动李雪莲这个平凡小民的一生光阴，没有了红红火火的日子，没有了儿孙满堂的幸福。正如电影里插入的一句老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刁民文化
如果说一名合格的观影者，必须要进行背景调查，那这部片子我算是及格了。带着电影给我的第一价值观，再翻阅刘震云的原作，不致于对于观影本身形成污染。原作里出现很多的一个词，电影是略去了的——刁民。刁民与顺民一直延续至今，在诸多古装影视作品里，“大胆刁民”甚至成为“青天大老爷”古装剧的必备台词。刁民一词，自古便是官僚阶层所反感与排斥的。在读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里面讲文字狱的兴起，凡是上访与沿街喊冤的都是刁民，有害江山一统，即使所述实情，乾隆帝亦会严惩刁民。原作中多次出现的“刁民”一词，电影中在跟全世界作对、到处告状的李雪莲，是不是刁民，我想谁也给不出答案吧。正如电影最后所说的：到处都在讲李雪莲告状的故事，李雪莲也跟着笑，好像笑的不是她，而是别人的故事。
息讼
“息讼”是法院工作的日常，每天都在围绕着定纷止争、辩法析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讼状态的社会层级一定是很高的。李雪莲的信访之路无限延伸，缘起就是法院一纸判决（暂且不论这事属于不属于法院主管），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层层怕信访、要息讼，但是信访的核心问题却是根本不归属政府管辖的事，根子长得正正的，可还是怕影子歪，问题何在？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推崇以和为贵，推崇不争。官僚政治中也有一些倾向，以和为贵，治下太平便是良道。如果任上闹访中央，必定精神文明建设有损。于是出现不同于西方政治文明的，以不解决问题为解决之道的太极拳式执法。正如电影中法院院长王公道所说的：正是因为判对了，才有了后面的一大堆的事。问题解决之法，到底是阻拦问题的显现表面上息讼，还是直面问题的解决树立法治真正的权威，我想值得更多的法律人深思。
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想起《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一类的法治电影，讲述法治推进过程中，法治与民俗观念之间的现实冲撞。但这部电影的冲突点不在这里，它不是纪实电影，也不是法治电影，它是社会片里的魔幻现实主义，通过荒诞的戏剧，让社会中人若有所思。读故事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好电影是观众看完后一时无法言喻，心里沉甸甸的获得反思和点悟。这个故事，正如刘震云书中开头就点明：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 责任编辑：赵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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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16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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