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王义桅：“我能为国家做什么”
【专家风采】
2016年3月21日，布拉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讨会在捷克众议院举行。台下的王义桅颇显兴奋，又深感荣幸。会议上，他做了题为“‘一带一路’让‘16+1’合作插上腾飞的翅膀”的报告。
2016年2月12日，慕尼黑，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义桅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辩论，向20位各国政要赠送著作《“一带一路”：中国崛起后给世界带来什么》。
2015年12月17日，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分论坛上，王义桅主持并以“中欧网上丝绸之路合作”为题发言……
从2001年参加工作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的足迹已遍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埃及、土耳其等地。“我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代。时代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机会开阔视野，扩展研究领域。”对于这些机遇，王义桅倍加珍惜，唯恐自己的学问赶不上时代的要求。
从研究美国到研究欧洲，再到“一带一路”研究、公共外交、北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等，王义桅始终以中国为“圆心”，勾画出不同大小的圆圈。他坦言，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学问没有吃透，中国外交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还需更加明晰的学理分析。重任在肩，自己丝毫不能松懈！
在勤奋努力中改变命运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而又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
儿时的王义桅对知识的渴求，如同那个年代人们对食物的需求。1971年7月，王义桅出生在江西瑞昌的小山村里。喂猪、放牛、砍柴、挑水，是孩提时代王义桅的课余“作业”。日子虽然过得艰辛，但由于父母都是教师，读书的机会比山里的其他孩子要多些。在父母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王义桅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看电视、看新闻成为王义桅日常生活中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坚持看《新闻联播》。”慢慢地，王义桅发现自己对节目中后半部分播报的国际新闻尤感兴趣。
不过，高中文理分科时，王义桅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理科。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粮食、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王义桅希望通过学习理科，探索自然的奥秘，获悉生命的原理，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
经历了一次高考失利后，王义桅终被华东化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录取。当时的华东化工学院正在搞综合试点工作，即在理工科院校推广文科教育，打通文理界限。这种教学方式深深吸引了王义桅，本就对文科有兴趣的他在大学里如鱼得水。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国际形势云谲波诡、错综复杂。思索未来之路，探究其中因由，让一直对国际问题充满兴趣的王义桅作出大胆的决定——投考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准备考研期间，他翻阅了政治系的几近所有藏书。不过，由于《政治学原理》一门未能通过，他无奈落榜。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动力部工作。
在天津工作的两年，王义桅白天上班，做好本职工作；晚上偷偷看书，准备继续考研。因与公司签订了八年合同，考研不被允许，他笑言自己像是打了一场“地道战”。靠着勤奋努力，王义桅终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
从山村到城市，从理工到文科，王义桅的人生轨迹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摸爬滚打”中俯视西方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100多年前，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对中西文明作出比较。
自鸦片战争西方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一直以仰视的姿态看待西方文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人又当如何认识西方？王义桅用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2000年，在博士学业最后一个学年，王义桅有幸被选为“复旦大学—耶鲁大学福克斯国际学者项目”交换学生赴耶鲁学习。
“在美国的一年时光，不仅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而且大大地长了见识。”回国后，王义桅发现美国与众人的想象存在较大区别，于是写作《被神话的美国》一书，并留任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王义桅写作了大量文章，在学术界十分活跃。2007年，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其在职业生涯期间有了不一样的经历。外交部宋哲大使当时要出使布鲁塞尔，经推荐，王义桅被选中借调到中国驻欧盟使团。
“我特别感谢这一段经历，它让我重新认识了西方。那不再是书本中的西方，而是摸爬滚打中逐渐清晰的西方。”“摸爬滚打”，在王义桅眼里，是对那段日子的最好注脚。在布鲁塞尔的三年时光里，他参加了400多场国际研讨会，在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不断与欧洲人激辩。正如他当时发给导师倪世雄的邮件中所写的那样，“我是在布鲁塞尔攀‘通天塔’，需克服的不只是语言文化障碍，更是观念障碍。”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认知是有隔阂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仰视和崇尚，而西方对中国总是存有误解，原因何在？欧债危机所昭示的欧洲颓势，只是历史的偶然吗？一系列问题不断在王义桅的脑中盘旋回荡。
在不断辩论、探索和思考的基础上，他写作了《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认为中国崛起必须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惯性思维，通过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创新人类文明而确立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评价该书“是对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最深刻阐述”。
王义桅笑言，这是为国家和时代所做的辩护。“从英国最早几百万人开展工业革命，到欧陆国家开展工业革命，再到现在的印度、中国几十亿人开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不是同一数量级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原来的研究范式、核心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要以批判的、不迷信的眼光来重新审视。”
在钻研学问中服务国家
“不做自娱自乐的、关在家里的学问”是王义桅对自己的要求。“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是他接受采访时提及最多的一句话。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然而，外界对“一带一路”的错误理解不绝于耳，从学理角度思考和论述这一构想变得十分必要。在参加诸多关于“一带一路”的调研活动后，王义桅写作了《“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书。
作为国内首部从国际关系角度解读“一带一路”的著作，该书全面阐述了“一带一路”构想面临的全方位开放、周边外交等机遇以及地缘、安全、经济、法律等风险，并为如何推进“一带一路”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5年，该书被列入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十一批学习书目，并荣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5中国好书”奖项；阿拉伯文版、英文版先后亮相开罗书展、伦敦书展，韩文版、繁体版已出版，其他语种版本的翻译工作正在陆续推进。
不仅如此，王义桅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一带一路”专题研究课程，让更多青年学生了解这一倡议。“这一构想开启了伟大的时代。”王义桅直言，“一带一路”涉及各种学科，包括宗教、历史、地理、贸易、政治、军事等，呼唤理论创新与观念变革。
“智库时代，要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一带一路”研究是王义桅智库研究工作的缩影。第二本专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已于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思考超越了“一带一路”本身，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世界是平的”全球化逻辑的超越。除了教学科研工作外，王义桅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多家智库担任特约研究员。
就智库本身，王义桅也积极思考，发表多篇文章，推介国外智库建设经验，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路径，如《智库使公共外交更灵巧》《中国梦蓝图呼唤中国智库大发展》《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家泛欧洲性智库的崛起之路》等。他还多次参加中欧智库圆桌会议等智库论坛，与智库学者深入交流、探讨，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身为学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做好学问，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中讲好自己的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今日之中国，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体系的参与者、贡献者、改革者，中国的改革富有时代担当、全球使命，我辈要主动承担起这份重任。”王义桅坚定地表示。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06月02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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