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刘元春：智库要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和社会责任
中国网：刘元春老师你好，人大国发院入选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也一直致力于成为党和国家“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怎么来理解这个信得过，用得上？
刘元春： “信得过”很核心的思想在于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导向，这个立场很重要的就是服务国家，要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用的思想和养分，提供一系列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简单地无价值方向，无信念标准的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定位，有明确的服务国家，服务政府，服务民族复兴大业的价值取向。因此这样就能够让政府和国家大胆地采纳我们所提供的各种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各种政策方案。 “用得上”很重要的是，我们所提供的资政启民的思想，政策方案，必须要经过大量的学术积淀，实践总结和大量的思想讨论，而产生的高质量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和一些有建设性的批评性意见。
中国网：人大国发院成立了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取得的成绩是广受认可的，怎么获得这些认可的？
刘元春： 第一，国发院传承了人民大学这种资政启民作为党和国家思想库的这样一种历史传承。中国人民大学是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因此人民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跟共产党同命运共呼吸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一种资政启民，作为思想库的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和历史基础。
第二，人民大学在资政启民的过程中有坚实的学科和学术积淀，国发院将这些学术基础和学术积淀很好进行了传接，利用我们在机制体制上的创新，很好地将我们在九大学科领域，整合转换成智库产品，这样的话，人民大学国发院的研究，并不是说是从2013年才开始的，而是从人民大学建校就开始了，这是很重要的基础。
第三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国发院进行了机制体制的创新，能够很好地解决就说高校办智库所面临的几大瓶颈问题，能够很好地将一些学术成果，适度地转向整个社会关注的，政府关注的，民众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能够从这个现实出发，以学术为积淀，以学者深度思考为特征来提出一些国家用得上，信得过的一系列的产品。怎么做好高校的学术，向政策性建议、思想性引导转换，机制体制是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通过这种机制体制的建设，将一大批有志于服务于国家，有志于引导社会思潮的著名学者，吸引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这样四大因素能够保证人大国发院能够顺畅地运行，能够顺利地完成上级单位交办的各种研究任务，也同时能够很好地引领整个时代的需求，将教师他们长期在教学科研里面这种学术积淀，转换成我们社会和政府所需要的一些思想。
中国网：刚才谈到了国发院的机制体制创新，其实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了成果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体现在了学术成果非常丰富，发布学术报告非常频繁，从反馈上看这些报告所取得的结果也是很值得大家肯定的。那么是如何做到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过硬的呢？
刘元春： 我们的定位是高端智库，不能简单盲从于社会思潮，不能简单就说要追求社会的新闻效应，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复兴的这个大业。
因此它很重要的一个基准性的要求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提出来的政策，我们提出来的观念和思想必须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和长期的学术积淀的基础上，以及长期资政的思考的基础上来提出，因此既要遵循学术积淀的规律，同时也要遵循我们现实所面临的这种问题，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高质量的资政产品，当然一方面就克服过分新闻化，媒体化的倾向，当然另外一方面又克服过度的书斋型的、自我玩味的倾向问题。
我们在机制体制上面的创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在这个机制体制创新上面我们采取了几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就是实行基金制，通过各种企业捐赠，建立了一个1.1亿元的基金，基金通过第三方理财，理财收益用于智库的日常运行，这样能保证智库是一个财务相对独立，运行相对持续的基础，。
第二个就是我们采取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智库科研岗，我们国发院的人员分成几大类。第一类专职研究人员，就是长期定期在国发院进行资政服务的这样一些人员，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校本部和社会各界所选择的这样一些高级研究员，我们采取智库科研岗这样的方式，使他们能够轮转，社会的人能轮转进来，学校的学术部门的人也能够轮转进来，同时智库研究人员也可以轮转到社会的实际部门和高校的科研部门，把这个轮转制建立起来，我们称为这个叫做中国特色的智库旋转门，把它转起来。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科学的资政服务必须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调研基础上，所以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数据支撑和数据平台，第一个我们有社会数据调查中心，它已经运转了十多年，有大量的社会数据，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社会调查数据，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大数据实验室，他们可以通过网上抓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仿真决策实验室，把各种数据和各种决策模型计算机化之后，能够使各种决策快速运转，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案例调查中心，就能够使很多决策从大量的数据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来形成，而不是说拍着脑袋就出来了。
第四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采取成果购买制，我们定了很宽泛的财务体系，构建了一套能够适应于智库的一套激励体系，从而避免传统高校里面项目科研制的约束，使很多科研人员能很好地来参与我们的这个。
第五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建立了广泛的一种网络体系，我们的专家既有校内校外的，也有海内海外的一系列的专家体系。
第六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报送和传播体系，有相应的中办智报，国办智报，能够通过高端智库产品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意见，比较快速迅捷地到达决策者的手中，这就能够保证研究的及时性和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及时碰面而防止出现资政服务理念中间梗阻，或者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出现。
当然，我们还在其他一系列的制度上面在做出一些探索，所以说最近我们也会看到就说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对我们在机制体制创新上面，做出了高度的肯定，因为他们会看到我们既不是机关制的运行模式，同时也不是教授作风式的简单的工匠型的手工生产体系，而是实现了很好的弹性的，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在中国的土壤里长期存在下去，能够长期地将我们的科研成果，我们的学术思考，我们的实践调查，运用到我们的资政启民的服务之中来。
中国网：作为高校智库，人大国发院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是人民大学的教师，是怎么平衡老师们平时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呢？
刘元春： 第一，我们人民大学在智库建设上制定了十年规划，规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对于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一些分类，并不是任何一个教授都能来做智库研究的，必须建立在长期的学术积淀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对现实有敏感的观察和感受的基础上，必须要对政府的这种需求，社会的需求要有深刻的了解这种基础上，所以实际上对我们参加智库的人员有一个资政的要求。
第二，在成果评价上面进行分类，有效地承认智库活动是作为高校活动的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部分，跟学术评价，教学评价是相并列的，这样很多教师能够根据学术生涯的设计来分配工作时间。
第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机制体制上建立了一套高校的“旋转门”体系，希望教师在经过长期学术积淀和一些现实问题研究之后，可以申请到我们的智库平台来进行资政服务，可以给他享受智库科研岗的待遇，当他将他的一些思想和各方面的这些研究贡献完毕之后，又可以回到传统的教学岗位和学术岗位上进行进一步地积淀，这样我们就能够实行教师学术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和它在学术和资政之间的旋转，这样就能解决我们所看到的高校里面在教学、科研和资政这三者之间的冲突。
中国网：作为高校智库，它跟官方智库和社会智库是有很大不一样的，你认为高校智库最大的优势在哪？在下一步的发展当中需要突破的瓶颈还有哪些？
刘元春： 高校智库和官方智库最大的区别有几个:
第一，高校智库是依托于高校的科研为基础，学术积淀很深厚；第二，高校的团队很宽广、很雄厚，可以通过这样的选拔体系，使很多有大量学术积淀的这样一些学者进入到这个智库里面；第三，高校与政府有一定的距离，它能够对政府行为，社会行为能够保持相对冷静和距离性的观察，使它的意见与政府智囊和政府智库有一定差异，当然这样一个特点也决定了高校学者可能对于政府这一个深层次的需求和深层次的一些运作体系还了解不是很深，所以这样也决定了高校智库在某种层面上要比政府的智库有定位上的差异，在一些选题上也要有一定的差异，比如我们讲的高校智库就应该在思想性上，学术性上，战略性上这方面更多地着力，而不宜在一些短期政策上花过多的时间。
对中国的高校智库和政府智库来讲，这样一个定位是比较恰当的，而不能够简单地一窝蜂抢新闻而忘记了民族复兴。它更需要一些深度的思考，需要一些战略性的规划，需要深度的、学术性的，思想性的理念来支撑它的行为。
中国网：我相信这些也是为什么人大国发院能让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原因。最近我也看到你的一篇文章当中谈到社会智库，认为社会智库的发展对于中国智库整体发展来讲是有很大好处的，它最重大的意义在哪？
刘元春： 官方智库有它的局限性，特别在中国目前这种体系里面，官方智库很大的一个缺陷是在于部门利益来左右他们研究的价值取向，左右他研究的立场，这就导致很难以很客观，很深度的考虑；社会智库的好处在于有广泛性、多样性，是整个社会生态的一环，能够保证政府决策者和社会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样事情和评估同一项政策。
在目前这样大改革，大转型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可能也会导致社会智库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有些智库可能会被一些敌对势力来利用，所以如何保持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体系，同时必须坚持服务政府，服务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核心宗旨，依然是很关键的。
中国网：你在文章中也谈到了，要加强官方智库和社会智库的交流和合作，具体来说怎么操作呢？
刘元春： 可以采取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建立一个智库联盟，智库与智库之间可以进行一些战略资源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官方智库它的优势在于与政府关系非常密切，能够知道政府的所思所想，民间智库优势在于它有距离感，相对应就有一些独立性，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有思维的多元性。当然还包括机制体制的灵活性，资金的灵活性，人员来去自由，我觉得建立这样一个战略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战略联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展开合作研究，人员交换，然后业务指导等等这样一些举措，这样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就说比较良性的建设性的这样一个智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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