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网红”辞职引关注：轰动得好像公司上市了
当了两年“网红”，拥有40多万微博粉丝、12万多的公众号订阅，儿科医生裴洪岗没想到，自己辞职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
3月1日，这位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宣布离开供职12年的深圳儿童医院，准备开设私人诊所。
“儿科医生工作量大，辛苦，医患纠纷高发，风险大，还更穷，所以如果有别的可选，大多数医生不愿做儿科医生。”在题为《我辞职了》的文章中，裴洪岗陈述自己的辞职原因。
随后的全国两会上，类似的表述在一位又一位代表委员的发言中出现。在各色录音设备的包围中，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用“非常惊人”来形容目前儿科医生的流失情况。他提到了裴洪岗供职的深圳儿童医院，“近几年流失医生36人，护士163人。”
“轰动得好像公司上市了”
辞职文章推送当天，阅读量便突破了10万，后台收到几千条留言，有的询问未来诊所的地址，有的佩服他的勇气，有的表示自己也要“努力成为一个离开体制也能找到出路的人”。裴洪岗调侃：“轰动得好像公司上市了。”
齐颖面前的列表则远没有这么轻松。“现在还有这些，100多个号，”星期五中午，这位主治医师指着电脑屏幕对记者说，她习惯一次叫好几个号，因为“都等好几个小时，有的去外边溜达，一次叫不进来。”
这也曾是裴洪岗的日常。“最多的时候，一天看了110多个病人。”捧着一杯咖啡，这位辞职前已经自己带医疗组的副主任医生回忆道。
有时，白天看了一天门诊，晚上继续值夜班。刚睡一小会儿，一个电话打来“抢救!”立马跳起来，抓起衣服提着裤子往外冲。手术间隙，就近在手术室外病床上眯睡一会儿，或者干脆在地上或躺或坐打瞌睡。
有人苦中作乐：“每一个从病房赶到门诊的大夫都像行色匆匆的托塔李天王，手里举着个水杯。”
齐颖的桌上没有水杯，因为根本没空喝水。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面前的方凳上先后坐了十几个怀抱孩子的家长。齐颖一遍又一遍地轻声道“阿姨看一看”，一边发出“咯咯”的声音逗着孩子，一边扒开一张又一张小嘴，塞进一根又一根压舌板，随即在一阵又一阵哭声中开药。
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科医生缺口约20万，无论门诊数还是住院人次，儿科医师承担的工作量都是其他医师的两倍还多。 而儿科医生的收入与工作量并不成正比。
“挂号费还不如停车费，换药费还不够成本，而且这些定价10多年才调整一次。”裴洪岗感慨道。他每年都要为请保姆犯愁。从2013年到现在，保姆的工资翻了不止一倍，他薪水的增速远远落后。
“目前医生的主要收入还是靠绩效评估多劳多得，这种多劳多得不是来自医生的劳动强度和难度，主要还是来自药物和检查项目，而儿科在这方面最少，所以人才流失相当严重。”钟南山说道。
有一次，裴洪岗打电话通知一个刚出科的住院医生来签病历，却被告知：“我已经辞职了”。还有一次，院方说好要给裴洪岗所在科室多分一个医生，结果新的排班表刚排好不到一小时，又传来消息，分过来的医生下个月来不了了，因为他刚辞职了。
在网上写科普文章之前，裴洪岗“靠着一年一次的旅行滋润着上完这一年的班”。最累的日子里，他曾梦见自己辞职了，早上起来想好久才搞清楚要不要去上班。
而今，他也将作为数字，出现在儿科医生流失的统计中。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和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调查，近3年，被调查的14省份中，共计有6000多名儿科医生离职，其中917人干脆离开了儿科领域。
在裴洪岗看来，他的出走不是“流失”，而是“流动”。他乐观地说起，自己开诊所继续从事儿科，为公立医院空出了一个编制，或许还能多一个儿科医生。
“我觉得走对了”
2016年1月，裴洪岗盘算着辞职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两会浦东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上发问：“儿科到底怎么样了?儿科医生去了哪里?”
2015年冬天，上海市新华医院贴出通知：“儿科急诊内科等候时间需要6小时，有高烧的小朋友请先服用‘美林’”。与此同时，北京、南京、广州都有医院因儿科医生紧缺而被迫暂停急诊、甚至关停儿科。
“要看儿科医生情况，去招聘会上转一圈就知道了，求人家，人家都不留简历。”一位儿童医院宣传科负责人苦笑着说，招不满人是常态，“想招100个，最终能招来三四十就不错了。”
裴洪岗也直言：“都是去不了别的地方才到我们这来。”他是最后几届儿科系毕业生之一。而今，班上40个同学中，仍然从事儿科的已经不到一半了。
做了30多年儿科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回忆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放弃了内科、外科的邀约，选择了儿科。因为儿科的治愈率最高，“孩子们病着来了，然后蹦蹦跳跳地离开。”
丁洁动情地回忆起，第一次向患儿家长告知坏消息的情景。当时她只是个年轻的住院医师，说出“红斑狼疮”几个字时，孩子的妈妈低下了头，“我看她要哭，就想劝她，结果一难受自己先哭了出来。”结果那个家长反过来安慰她。“那时医患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丁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