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1月12日，由光明日报社主办，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支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与机遇”高端对话在光明日报社举办，来自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作主旨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想围绕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四个观点。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我觉得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这一历史要求集中表现在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遇到的新问题，原有的体制和各个方面的政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可持续有效发展，所以要来一场深刻的变革。现在有人在问制度创新重要还是技术创新重要，就相当于谈论亚当•斯密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哪个更有说服力？实际上这不是机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适应这个阶段历史要求提出的一场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用当中适应企业发展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历史要求带来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70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现在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变了，需求侧过去是短缺经济，供给侧最大的问题是成本低，现在正好相反，供给侧最大的问题是成本高，需求侧最大问题是经济疲软。经济发展方式怎么转变？这就是历史要求，在历史要求下我们面临着新机遇，我们现在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对中国来说距离现代化从来没有这么近。同时面临着挑战，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跨越过去的只有15个国家，其余101个国家没有跨越过去，反而停留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当中。基于这样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历史变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这是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根本的动力也是在这。

从这个意义和理论上，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带来一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习总书记去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条，是研究如何解放和发展适应保护生产力的要求，它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和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到现在经济发展矛盾主要方面从宏观角度来讲，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变化。但是中国和世界不同，世界主要的问题是需求侧，需求疲软。中国现在的需求有问题，但是中国现在问题主要矛盾是供给侧，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去认证，它最突出的矛盾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都在大幅度的变化，这是最主要的问题。需求侧有问题，但是相比较，供给侧的矛盾更大，特别是讨论到当下的经济失衡，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双重风险并存，看起来经济下行是内需疲软，内需不足一个投资一个是消费，投资不足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的空间，是创新力不够，拿了钱没有好的投资项目。所以我们要求实体经济要有创新，农业、制造业、再制造业要有机会。现在160万亿元的M2存量，大家不是没有钱，拿了钱之后没有投资项目，投不出去。结果全用在虚拟市场上去炒，不是炒房子就是炒宝石，现在绿石头都是绿玉，黑石头都是青玉，白石头都是白玉。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投资机会蜂拥而上，把投资机会炒得门槛特别高，这是供给的问题，不是需求问题，所以投资需求疲软投资不上去，是创新力的问题。

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不是国民收入没有增长，问题在于供给侧，价值是新创造的价值叫供给，新创造的价值等于V+M，扣掉折旧新创造的价值。V+M是分配的问题，为什么疲软？国民消费收入分配不行，宏观和微观上都降低了消费需求的倾向，是消费疲软，是供给侧的问题，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为什么这次特别要求国民收入分配要合理，中国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实际来自于供给侧，它表现出来的是需求疲软，深层次是供给侧。因此，现在抓住供给侧久久为攻，深入持久推动下去，是切合中国现在失衡的根本，因此我觉得中国转变发展的方式，克服失衡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理论性意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进展，解释发展问题重大进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深刻革命。为什么这样讲？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需求侧宏观调控遇到了历史性局限，双重风险并存，经济下行潜在的通胀，对于需求来说既不敢扩张又不敢紧缩。1978年-1998年需求膨胀、通货膨胀，所以长期紧缩。1998年-2010年内需疲软，加上亚洲危机加上世界金融危机，所以就扩张，这都好办。现在这两个问题都同时出现了，既不敢全面扩张又不敢全面紧缩。我们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叫松紧搭配、松紧适度。我们提的很精巧，提出宏观调控上限不超过7%，下限不低于6.5，通胀控制在3.5，失业率4.5以内，能解决问题吗？能，但是不是根本，治标不治本。否则经济过冷大危机，经济过热不需要供给侧改革了。它只能营造一个空间，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要深入到供给侧，需求侧在双重风险并存情况下，西方从上世纪60年代就遇到这个问题滞胀，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必须要从供给侧入手，这就要求了宏观调控方式从过去单一的需求管理，要兼顾到需求和供给同时入手，来进行这场深刻的调控方式改革。这个变革涉及到宏观调控的总量和结构，涉及到短期、长期，需求侧更多的是短期，更多的是总量，供给侧更多的是长期，是结构，一定要有宏观和微观的协调，这意味着一场宏观调控方式的系统深刻革命。理论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其实我们有效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创新来说，改革是它题中的应有之意。改革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发展理念转变。制度层面最核心的创新是两块，一块是经济制度，一块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要保护企业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避免政府对市场企业公平竞争的随意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既聚焦在生产者，特别需要对企业权利的保护，对市场主体私权的尊重，对政府公权的规范，否则可能导致随意行政的过度干预，破坏企业市场主体的权利，破坏市场中公平竞争的秩序，这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具有强大的作用，离开了政府根本不行。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产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光靠统一的一刀切的总量肯定不现实。中国市场这么大，北京的市场和贵州的市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一定要政府区别对待，所以，制度创新核心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

政治制度是民主与法治，对市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我们最近出台了一些制度，保护公平和正义，把权利放在民主的阳光下，制度的笼子里，特别欣慰

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可能和条件，重要的条件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决定，就是要在新时期面对新任务和新挑战，重新深化认识理解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讲的很清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核心问题，怎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怎么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我们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民主法建治建设，保障私权，规范公权，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中国。我们都提了一个时间表、路线图、指挥部，2020年是一个节点，有时间表路线图有指挥部，一项一项任务在落实，让我们看到了巨大希望。我说这是从制度创新两个方面。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不来，主要在市场化不够，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集权，法治化不够、民主化不够、对政府的集权没有规范，结果市场失灵、政府垄断，企业要想获得这个机会不能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获得，市场不起作用，怎么办？找政府，权力在政府。政府的权力又没有民主监督可以滥用，怎么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腐败，腐败的结果既破坏公平又破坏效率，资源不靠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不通过公平竞争，不是看谁的效率高就给谁，而是按照腐败指数，怎么有效率呢？权钱交易配置资源哪有正义，这样就出现了大问题，因此就陷在那里。

制度创新背后一定要有坚强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公平与效率。但凡能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解决好，但凡穿越不过去的，就是公平和效率扭曲了，处理不好的问题。

我们国家提出了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公平和效率观，核心就是这个。谁解决好谁就穿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谁解决不好谁就陷入进去，中国找到了钥匙。就这点来说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我归纳这么四条。

从实践上讲，供给侧结构改革就实践来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是宏观调控方式深刻的革命，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

从理论来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运用，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宏观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和制度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是一个系统经济学说的革命，同时是战略性、历史性的举措。千万不要把它作为短时期应对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张，虽然包含深刻的政策内容，但绝对不仅仅是政策主张，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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