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网]康珂：供给侧改革要明确企业主体地位
供给侧改革是经济治理新思路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过去遇到经济下行风险时，我国习惯用凯恩斯主义进行需求 管理，主要政策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实现总量增长。然而，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作为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就缺 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有效性越来越小。2015年1~10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 准固定资产投资近2万亿元，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但依然难改经济下行态势。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和使用的对策也就不同。中央提出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在打破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反映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治理的新思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一 般消费品堆积如山；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国外高品质商品的消费需求如饥似渴，不惜重金全球“海淘”。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侧，不是有效需求不足， 而是供给侧出现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供给管理的要义是增加有效供给
供给管理的要义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压缩无效供给，使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以结构优化为新一轮总量增长奠定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和减税，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致力于刺激生产，但二者出发点不同。需求管理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石，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发挥政府在投资中的主体作用。而供给学派崇尚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降低边际税率，把利润留给企业，以企业为主体进行投资。
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使政府形成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近年来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船舶制造等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选 定大力扶持和补贴的产业。虽然政府一再对产能过剩表示痛心疾首，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真正开始调节时，政府为了保护“支柱产业”，维系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又不惜追加投资，用“看得见的手”去对抗市场。例如，为救助产能过剩的造船业，交通运输部等四部委曾出台文件，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旧船 提前报废。该方案在2015年到期后又进一步延长实施至2017年。“毁旧造新”表面上增加需求，但这种反复拆建的办法实际创造的是虚假需求，必然不可持 续。如果政府事先知道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最优，并且拥有比市场更为精巧的调节手段，那么产能过剩就不会出现，甚至计划经济也不会失败。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减税
产业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和部门流动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是市场的强项。在价格机制的指引下，企业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 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供给结构的变化。市场瞬息万变，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 散，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 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无数微观个体的“试错”行为决定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结构调整的路径。尽管企业“试错”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正是企业 的分散决策避免了整个市场集中出现灾难性的系统性错误。而且出于维护切身利益，企业会根据市场反应迅速调整决策，不会在亏本的情况下持续生产。市场机制本 身就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
因此，加强供给侧改革要发挥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变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惯性思维，不要干预一般竞争性领域产业结构调整，放手让企业去自发调结构。
加强供给侧改革还要发挥好减税对刺激企业生产的积极作用，通过“放水养鱼”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以创新供给激活需求。“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的重要理论支 柱，描绘了政府税收额与税率之间的倒U形变化关系。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额一开始是增加的，但当税率升高到一定值时，高税率削弱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积极 性，从而削弱税基，导致税收额下降。该曲线表明，同样的税收额可以由高低两种税率获得。降低税率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 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特别是实施了“营改增”，明显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但从经济转型发展 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宏观税负仍有下调空间。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更要发挥好减税的逆周期调节功能。相对于降息，减税能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更有效地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对政府而言，减税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减少，因为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会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远看会增加税收，这也是“拉弗曲线”的政策 含义。
总之，加强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其核心是放权减税，必须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供给侧改革必然会造成结构调整的阵痛，但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经济才能凤凰涅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个新的高度实现新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培养博士后）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