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为碑文书写40余遍

每次庄严的纪念，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更是一次触动灵魂的激励。

当一个国家，以纪念日的方式悼念那些保家卫国、血洒疆场的英烈们，以一个集体的名义告慰那些捐躯的民族脊梁们，这便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它横跨了几代人。

一回又一回，感天动地的英烈故事撞击着我们的心。那决绝神情，那柔肠铁骨，那慷慨悲歌，仿佛从岁月深处浮现，穿越时空，萦绕在我们周围。

一批又一批，让人民获得幸福而自己归于沉寂，正是无数位英烈的心愿。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忘记。惟有张扬先烈风骨，才能挺起民族的精神躯干；惟有传承先烈遗志，才有国家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对近代、现代、当代的无数英烈深深地鞠躬：你们的英名，将如你们为之献身的这片辽阔而深厚的土地一样———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

碑 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是我国第一个烈士纪念日，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65周年纪念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纪念碑，建造历时八年有余，动用了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建筑师、艺术家、文史专家，追溯了历史百年，显示了民族选择，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在今天，增进公众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过程的感知、揭示纪念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引导读者在新的时代下重新解读和领悟纪念碑的社会意义，仍具有相当的价值与必要性。成都商报记者日前多方求证，力求充分还原这座不朽丰碑背后惊心动魄的建设过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曾多年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出版《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书。根据殷双喜的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曾经有过讨论，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题是毛泽东的题字和全国政协通过的毛泽东撰写的碑文，它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核心。

其实在1952年之前，有关纪念碑的碑形方案设计过程中，就有过以雕像或是以碑的形式的激烈争论。由于雕像形式不能很好地表达毛泽东撰写的碑文，争论的结果是采用碑的形式表现碑文，而用浮雕的方式表达碑文中所提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三个阶段的英雄史迹。

因此，碑文和浮雕可视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个最重要的部分。纪念碑建造横跨八年，牵扯到历史、建筑、绘画、雕塑等诸多方面，我们试图仅从这两部分窥得一斑。

周恩来手书碑文 写了40多遍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主要进行两项选举：选举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是周恩来手书的，题字则是毛泽东的手书。

有关这一史实，梁思成的回忆是这样的:“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总理手书。”

根据殷双喜的研究，“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毛泽东共写了三幅，并给工作人员带来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这三幅字中选一些可取的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重写。现在纪念碑上的八个大字，就是工作人员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从三幅字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的，虽然不是取自一幅，但仍不失毛泽东的书法神韵。毛泽东的手书，从图片上看，是写在信笺上的，共有五行，从第一个“人”字上看，与纪念碑上的“人”字有所不同，这证实了八个大字是重新编排的说法。

但北京画院2009年出版的《开篇大作》却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该书引用当时亲身参与具体工作的解长贺先生的话说，“毛主席只写了两幅，他自己也拿不准用哪一幅，讨论未果，最后大家请来了当时北京地区的书法家魏长青，请他来审定，他否定了拼合的办法，说这样做气脉就断了。”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魏长青先生创立了琉璃厂老字号、以金石篆刻在京城享有盛名的“萃文阁”，于1978年去世。他的两位弟子徐焕荣和李文新也都参与了纪念碑的部分建设工作，但遗憾的是，成都商报记者从萃文阁了解到，徐焕荣也已辞世，而李文新老人则因为小脑萎缩，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这段历史的细节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

至于“周恩来手书碑文”一事，根据殷双喜的研究，他前后共写了40多遍。为了写好碑文，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工地，拿出他写的碑文征求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刘开渠的意见。周恩来诚恳地询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说：“从前只看过您的题字，还没有看到您写这么多、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周恩来的书法浑厚、凝重，严谨大方而又富于变化。

如何将题字放大是个问题

殷双喜掌握的史料表明，1955年9月13日，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刘开渠电话记录了上级领导指示，毛泽东的八个大字阴文尖底，周恩来所写的字阴文圆底。八个大字由军委测绘局1205工厂的周永兴等人放大，工艺美术家邱陵参与了镏金字的放大工作，镏金工作由北京市手工合作总社监制，合作总社下属的第一五金生产合作社于1955年10月开始施工并完成。

碑文还没有进行雕刻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怎样将题字放大？

毛泽东的题字原写在信笺上，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为刻在碑心石上需要放大20倍，其中一个“永”字就有两米多高。当时是用幻灯机投影放大，按照光影把字描下来。据高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字是怎么刻上去的》里回忆，因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打出来的幻灯片模糊不清。仅笔画的界限有一尺多宽，要在这一尺宽的界限中划出一条线来，需要重新勾模。

魏长青看过勾模的字样后认为，大型有了，但缺乏墨迹的神韵。他研究毛周两位的书法来源：“主席写的是唐怀素，总理早年是学习颜书的，后来才逐渐演化成了自己的书写风格”。根据这个“根”，他亲自勾模，经过照相缩小以后再与墨迹相比较，几乎无法分辨，这才被一致通过。

放大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来了，还是一样难啃的“硬骨头”。纪念碑的主体碑石是从山东运来的一块长达十七米的巨型花岗岩，石质坚硬、不易风化，但内含大量的“石英石”颗粒，硬度高达七度，用传统办法根本无法雕刻，几乎一度停工。

魏长青再次建言：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雕刻部位的胶皮挖下去，形成“阴文”轮廓，然后用高压喷射矿沙往花岗石上“打”，就这样打出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然后以铜为胎，经过烧银、镏金，以铜钉固定在石槽中，再以水泥灌缝。

整个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两。

从草图到泥塑 浮雕创作严谨、庞杂

据殷双喜的研究，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修建的时间较长，前后参与其事的艺术家比较多，这些艺术家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参与。加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艺术家都已去世，活着的艺术家对当年的回忆则多有出入，所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的名称、参与其事的艺术家等问题，一直都没有较为完整的论述。

但可以肯定的是，纪念碑的浮雕工作汇聚了当时全中国最顶级的艺术家之力。参与主要创作的有画家董希文、艾中信、李宗津、吴作人、彦涵等；雕塑家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萧传玖、张松鹤等；连装饰花纹设计工作都不马虎，交由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完成。

不仅如此，纪念碑的浮雕创作还严格遵守来自西方学院派的雕塑创作过程———从收集材料到设计草图，到制作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原大泥塑稿，从人体稿到衣着稿，是一个严谨而庞杂的过程。

也因此，在纪念碑美术工作组里，有浮雕工作组和绘画工作组，但实际工作中又是画家和雕塑家根据八幅浮雕分成八个小组共同工作。

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提供的《开篇大作》展览资料显示：1953年2月，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讨论浮雕选题，最后确立为八个重大历史事件，分别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胜利渡长江”，这是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为首的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研究确定的。

当年参与纪念碑创作的雕塑家李桢祥说：“最初八块浮雕的设计主要是由绘画家完成的，雕塑家参与的非常少，但最终定稿还是由雕塑家们在绘画家设计稿的基础上做了改动，然后经过范文澜领导的历史考核组的讨论、审查和中央批准，最终才发展延伸完成。”

据了解，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还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

1953年2月，在天安门广场临时搭建了占地850平方米的美术工作室，雕塑家在此开始学习中国近代百年史，并根据纪念碑碑文和碑形规定进行浮雕草图的设计，为雕塑进行基本练习。半年后，完成八幅草图的设计，并依此做四分之一的泥塑稿，从泥塑上研究浮雕应达到的效果。根据殷双喜的研究，这时参与纪念碑浮雕画稿的画家完成了工作，纪念碑美工组重新分成八组，每组由一位著名雕塑家担任主稿，两位青年雕塑家担任助手。

殷双喜在经年累月的研究中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中还有不为人所知的一批石工，对纪念碑浮雕工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他们是一批优秀的民间雕刻艺人，理应与画家、雕塑家一样，为历史所铭记。但在以往的文献中，往往对此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