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鲁迅精神和我们的文学传统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 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林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鲁迅，一直清醒于自己写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这种有限性的跋涉里，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古老的文明，因了鲁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拥有了现代性的闪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鲁迅文化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其间的一以贯之之处，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着眼于二者的调适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发展，其旨归是让中国人站起来并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
以现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锐，以文学家的激情，来系统、缜密、持续地“研究”中国人，并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首推有着“民族魂”之誉的鲁迅
鲁迅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面，在文学与文化新旧并置的时代背景中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光彩， 然而他在译介和批评方面苦心孤诣的付出，远未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和关注
张江：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80年间，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始终如一条涓涓细流，从未间断。尤其在文学方面，不但鲁迅当年的创作始终是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寄寓的文学传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鲁迅，肇始于鲁迅。
鲁迅为何常读常新
孙郁：今天的中国，鲁迅恐怕是被阅读最多的作家，其影响力从未消退过。
阅读鲁迅文本，我们便进入湍急的精神激流，被一遍遍洗刷着。他引领着我们造访远古的遗存，也攀援着精神的圣地。他的文风透着热气，也散出古老文明的气息。他有一种颠覆性的智慧，却又在暖意中流淌着人间爱意。在其留下的翻译文字、创作文字和整理国故的文字里，指示着未来文化的方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一直启示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们的前辈学者早就指出，鲁迅的价值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的改写，把“立人”和国民性改造、新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他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化里的问题，又能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些丰富的文本不是线性因果的排列，在肯定里的否定和空无里的实有，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式的智慧。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不重复，其创新笔法显出现代中国人罕有的高度。鲁迅早期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后来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译介，形成了自己特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精神。他在多维的时空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世界，而这世界不属于士大夫式的附庸风雅，也非绅士阶级的自恋，他的一切，都和大众息息相关。
鲁迅逝世80年了，纪念他的时候，我总想起他晚年几篇动人的文章。他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自己有关。那时候，鲁迅已经卧床不起，但内心不忘的是苦难中的百姓。他诅咒黑暗里的遗存，且不断寻找新的精神之源。与保守主义战，与各种政客战，与自己内心旧的精神遗传战。他在战斗中，又有无量的爱意辐射于世间，我们由此看出他内心最为动人的一隅。
鲁迅为什么常读常新？因为其遗产纠葛着历史的敏感之点，人性的敏感之点，存在的敏感之点。他警惕历史的轮回，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拒绝文学中的瞒与骗，强调赤诚之心；反对主奴意识的侵蚀，礼赞人间的正义。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他敞开着胸怀，又能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在精神的突围里一次次呈现着创造性的实绩。当我们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时候，鲁迅文字间流动的智慧与勇气，会成为我们行走的参照，那些鲜活的思想召唤着我们走在克服困苦的路上。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其文字一直像燃烧的灯火，照耀着不断摸索新路的人们。这是自孔夫子以来罕有的伟人，他的精神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乃新文化原点性的存在。重要的还在于，鲁迅的经验对于现代性的明暗、曲直，以及存在的缺陷，都有启悟的价值，这一点在今天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希望自己文字速朽的鲁迅，一直清醒于自己写作的有限性。他在克服这种有限性的跋涉里，因了穿透的智性，而逼近精神的无限的可能性。这与康德、卡夫卡对人的主体的内觉的凝视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且有了东方式的逻辑。我们古老的文明，因了鲁迅那一代人的努力而拥有了现代性的闪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不再是空想。
鲁迅的著述是百科全书的遗产，写着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中华文化的根脉在这里得以延伸。
文化自觉的先驱
张江：鲁迅的精神遗产中，当然包含了诸如“立人”思想、国民性反思、拿来主义等相对具体的存在，但超越这些具体存在的背后驱动，则是一种发自思想深处的文化自觉。他的文化自觉连结着宽广而深厚的文化视域，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考量；既有对本土文化的诊脉和甄别，又有对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
袁盛勇：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局时代。作为一个浸染着传统也沐浴了西风的读书人，鲁迅在晚清民初应该说是经历了一个文化感受上的嬗变期，既有感伤、悲愤，也有亢奋和激进，而到了“五四”新文化前夕，他更是甘于沉埋于古碑和拓片之间。其间的寂寞和无聊，在我看来，乃是与一种文化上的悲凉感联系在一起。此种体验其实在鲁迅早年《文化偏至论》等文言论文中，已有突出表现。鲁迅的文化启蒙，其实就是从这个悲凉的文化感开始的，他在当时中国文化的九曲低洄中感受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苦楚，但也看到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文化生命和内在活力。
鲁迅文化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间亦有一以贯之之处，这就是在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鲁迅着眼于二者的调适和兼容，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发展。鲁迅早先倡导“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后来高举“拿来主义”，并且向往一种“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汉唐气魄，这些无一处是引导人们去割裂中国文化的，反而是促使人发挥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和自信力，中西兼顾，相生相合，进而去创造一种属于新时代和新世纪的中国文化。鲁迅在文学和文化创造的根基处始终着眼于对始源性东西的探寻，他早年所谓的“复古”不仅仅具有历史性内涵，更具有形上的方法论意味，其间是寄寓了一种文化生命的民族向度和人文情怀的。鲁迅的文化观始终具有一种生命的热度和民族情怀，与其说他是从文化民主主义走向世界主义，毋宁说是用新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重构内心深处的文化民族主义，其旨归是让中国人站起来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让一盘散沙似的中国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人国”，而不至于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因此，作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先驱，鲁迅的文学和文化之路是中国文化自我拯救和复兴之路延续与发展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和阻断。
文化的自觉是跟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示了鲜血淋漓的某种属于东方的沉沦，“救救孩子”的呼声至今仍回荡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也塑造了愁苦可怜但又于无意识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精神内涵的阿Q，深刻揭示出某种国民性的病根；即使在《野草》一类充满诗意和人生哲理的创作中，自称所采撷的也不过是地狱边缘的几朵白色小花，令人无法产生更多美的遐想。如此等等，鲁迅其实在对“铁屋子”体验的多维度展示中，也把自己的心烧在其间。鲁迅未尝不是狂人，未尝不是阿Q，但其更心系来自无穷远方的人们，乐于驱逐和审视人间的鬼魅，这又何尝不是他笔下那个执著前行的过客。所以，鲁迅文学实践中的批判和解构，并非是一种所谓文化的破坏，他不倦地往前走去，指向人生和文化之路的建构。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
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在文学和思想实践中前行的路，也是一条在犹豫彷徨中挣扎前行的路。他的挣扎与批判，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文化自觉，在这自觉中，现代中国文化的某些现代性缺陷才会得以显现，也才会获得拯治。在这个意义上，坦然而真切地面对鲁迅及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先驱，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去，在我看来，乃是对于鲁迅精神的自觉承继和光大。或许惟其如此，鲁迅才会永远生动地活着——是的，在人类文学和思想的天空，鲁迅是永远不会逝去的存在！
鲁迅与民族魂
张江：鲁迅先生被称为“民族魂”。为什么偏偏是鲁迅获此高誉？仅仅是因为鲁迅逝世的时候人们把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盖在了他的身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终其一生，无论是日本学医期间的“幻灯片时间”，还是后来的弃医从文；无论是“救救孩子”的呐喊，还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始终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而彷徨，而呐喊。
李继凯：有“民族魂”之誉的鲁迅，是我们心目中具有现代风范和引路作用的“大先生”。他年轻时就曾说过：“学说所以增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作为“大先生”的鲁迅便是既能引人多感，更能引人多思的极具感召力和启发性的一位现代文化巨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其伟大的“民族魂”，也必有能够代表其文化精魂的文化巨人。身处历史转型时期的“大时代”，鲁迅便是应运而生的文化巨人。很明显，“民族魂”与鲁迅的关联，不是偶然的遇合或权力决策，而是民众和知识界不约而同的长期感知与认同。
鲁迅的人生追求，可以看作是有异于古代文人“旧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的“新三立”（现代文化价值观重构中的立人、立家、立象）境界。许多人认为鲁迅仅仅是“破坏型人物”，缺少“立得住的东西”，其实，鲁迅在“立人”（倡导现代人的充分自觉）、“立家”（眷顾个人、集体、国家乃至人类之家）和“立象”（创造以文学、学术及书法等为代表的形象化、符号化世界）方面，贡献了许多标志性的重要成果，留下了丰富的深深地烙有鲁迅印记的文化遗产。
以现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锐，以文学家的激情，来系统地、缜密地、持续地“研究”中国人，进行空前的彻底的民族反省，终生为民族及其子民们的自我更新而奋斗，并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在中国文化史上，迄今为止，仍应首推有着“民族魂”之誉的鲁迅！这或许可以说是对鲁迅研究领域“三家说”（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积极继承和阐释。在“三家说”的整体评价中，包含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意蕴。即使最容易引人质疑的“革命家”之说，至今也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鲁迅与革命、鲁迅与时代、鲁迅与启蒙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尤其是结合鲁迅的一生追求和深切认知，对“有度”的革命和“无度”的革命的区别理解与准确把握确实很有必要。其中尤其要把握住革命与启蒙的兼容、互动关系，避免顽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导致的误解和误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可谓沉重，我们理应从鲁迅的丰富思想中获得启示。
鲁迅与文学批评
张江：作为文学家，鲁迅当然首先是个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批评家。鲁迅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建树，可能丝毫不比创作方面逊色。鲁迅的文学批评不是刻意为之，也没有任何理论野心，他的批评文字大多分散在各种杂文、书信、序言之中，而恰恰是这种随性之作，反而蕴含着诸多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仍然富于启发。
李林荣：对于历史人物的纪念，在凸显和强调他们凝固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形象和业绩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飞扬鲜活，就容易从我们眼前黯淡、模糊，以至于消失。鲁迅的文学批评实践，正属于我们每谈论起鲁迅时，多半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乃至忽略的一项内容。
今天我们从文学批评的视阈去回望鲁迅的历史形象，首先应看清楚相关的时代背景：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和鲁迅的思想意识里，文学和文化在整个社会空间是以新旧双重并置的结构存在的，而且旧的一重已是现实的强势存在，新的一重还只是观念大于实践、理想大于现状的弱势存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在这个双重并置的文学、文化空间里，不但没有可以寄生其中或依附其上的强大丰厚的新文学创作的现成积累，相反，还要担当起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创造奋力闯开生路和通路的责任，从观念和舆论上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确立合法性、正当性，从现实影响上对充塞、浸透了整个社会空间的旧文学和旧文化展开整理和批判。
鲁迅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一面，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凸显出了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思想光彩。他从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起点上出发的文学道路，第一步就踏在了改造中国文学自身的方向上。而改造中国文学的策略和方法，鲁迅弃医从文之初的选择，就是译介域外文学和熔铸在译介实践中的新文学批评的建构。“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909年在为自己平生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写的序言里，青年鲁迅曾对自己这种“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选择，表现得豪情满怀。
此后，虽经几度曲折，凭着表现深切、格式特别的小说创作和深刻犀利的杂文，而跻身新文学骁将之列的鲁迅，在创作之余，始终没有中断把对外国文艺的译介和面向本国文学的批评两相结合的艰辛探索。与他的创作所受到的广泛瞩目相比，他在译介和批评方面苦心孤诣的种种付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远未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和关注。但贯穿在“窃火煮肉”式的译介与批评实践中谋求中国文化复兴的鲁迅方法、鲁迅策略和鲁迅道路，越是在我们的民族需要大步前行、奋发自强的时候，就越是值得我们认真反顾、重新审视。
张江：今天还需要读鲁迅吗？与鲁迅相连的文学传统还有必要坚守延续吗？阅读鲁迅，坚守鲁迅传统，意味着不惧沉重，意味着反思与精神自剖，这个过程中难有愉悦的体验。相比之下，那些鸡汤散文、娱乐小说读来要快意得多。对此，只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一百份甜品也没有一份主食营养丰富，虽然甜品更甘饴可口。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4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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