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朱景文：让遇事找法成为常态
谈到法治思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导干部和法律职业群体的法治思维。因为治国理政者如果没有法治思维，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局面；法官、检察官、律师办案如果没有法治思维，就会造成冤假错案，无法完成法律赋予的使命。法治思维对领导干部和法律职业群体来说无疑十分重要，但不能因此就忽视法治思维对大众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大众对法治问题的思考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他们没有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往往从自己所接触的现象出发，从自身利益的立场考虑问题。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大众与法治思维无关。可以看到，当社会上一个法律事件发生，就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和评论，对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提出各种看法，这是大众法律意识的体现。从大众对法治建设的建言献策中，我们恰恰可以体会到，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法治思维不同于其他思维的特点在于它是从合法性角度考虑问题。不同的思维有不同视角，法治思维不能代替其他思维，其他思维也不能代替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件事放在法律框架内，看它是否合法，是否有法律根据，一句话，拿法律说事。对领导干部来讲，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决策是否有法律依据；对法律职业群体来讲，办案是否于法有据将决定办案质量；对公众来讲，法治思维有助于人们从合法性角度更全面、客观、理性看问题；而对于当事人，法治思维有助于他们更好使用法律武器，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法律范围内把损失降到最低。
法治思维的特点还在于它是一种权利与义务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彰显，这是大众法治思维提高的表现，也是依法治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但权利与义务总是相对的，一方享受权利依赖于另一方履行义务，否则权利不可能实现。因此，公民的维权意识必定伴随履行义务意识。把二者割裂开来，只愿意享受权利却不愿意承担义务，这绝不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法治思维。
权利与义务思维还意味着不能滥用权利。无论权利还是义务，都不是无限的，都有自己的界限。所谓被滥用的权利，就是超出法律界限的权利，不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权利。滥用权利不仅意味着公权力的滥用，也包括公民滥用权利。比如，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这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如果雇主要求雇员从事更长时间或更多范围的服务，而不给予报酬，就属于滥用权利。对第三人和社会而言，权利主体之间的约定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否则也是滥用权利。比如，买卖关系双方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本应是合法的，但如果买卖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或买卖他人财产、有争议财产，就侵犯了国家利益或第三方利益，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对于找关系，中国人并不陌生。当遇到与法律相关问题时，如合同争端、违法指控、交通肇事等，首先不是分析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习惯性地看相关部门是否有熟人，然后托门子、找关系，请客送礼说情，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种关系思维的形成有历史原因，在传统上，“熟人好办事”似乎是常理。但是，关系思维不但败坏社会风气，也是造成执法司法腐败的一个主要诱因，法治权威、司法公正都会受到侵蚀。同时，相信关系、不相信法治，这种思想在某些领导干部中同样存在，表现为不遵守法律，非法干预司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某些法官、检察官、律师也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以权谋私，不依法办案的现象。因此，摒弃关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特别是领导干部、执法司法者依法办事程度越高，老百姓找关系的余地就越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日报》2015年01月09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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