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义举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蔡乐苏

　　1931年9月18日深夜，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在沈阳一个叫柳条沟村的地方炸毁一段铁轨和枕木，然后诬称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进而向毫无戒备的北大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19日晨，日军占领沈阳城，同时侵占了安东，并相继侵占营口和凤凰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计划的开始，他们的野心是要吞并中国的整个东北，因而在占领沈阳等地之后又迅速向吉林和黑龙江进犯。“九.一八”事变彻底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欲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罪恶嘴脸，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各种方式的反抗。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忍让退避的方针，并且这种方针对人民的抗日活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和约束作用，但人民的爱国激情终究是压抑不住的。清华大学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和平抗日活动，就是其中十分显著的一例。

　　历史总是具体的、丰满的、生动的，“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爱国言行亦不例外。然己有之《校史》与相关研究，或限于篇幅，或亦碍于某些观念，对这段历史的记叙稍嫌简略，致使清华师生光荣的爱国传统未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斯篇之意，冀于此点能有所补益。“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清华师生的抗日爱国言行大致可分为迅即组织、宣传呼吁、演讲不断、多次捐款与请愿劝导等五个方面。

　　  一、迅即组织：

　　“九.—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便全市学生联合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与此同时，北平各大学亦发起组织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议定以北平国立四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南开、燕京及中国大学的负责人为常务委员，推举蒋梦麟为主席，代表学术团体，讨论应付此次事变的方策。北平各大学教职员拟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众，声援政府。9月21日上午11时，清华教职员公会临时召集紧急会议，九十多人参加。著名教授冯友兰主持会议，他说：本校教职员公会应有适当组织，—方面可作出席北平教职员联合会的准备；另一方面本校也须自行研究救济工作。会议当即议决：由清华教职员公会组织常务委员会，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推举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张奚若、冯友兰、陈岱孙、章晓初、吴有训、王文显、金松岑、马约翰、叶企孙、叶石孙、钱稻孙、叶公超、吴之椿、萧叔玉等十七位教授为常务委员；委员会费用，除本会会员应交本年会费（每人一元）外，再请每位会员捐助薪金百分之一，由会计科代扣。当日晚九时，“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于工字厅后厅举行会议，推举冯友兰为主席。叶企孙报告出席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会议情况后，推举冯友兰、陈岱孙为出席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大会代表。

　　清华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努力且出色地工作一年之后，一因任期已满，二因个别人员离校，故于1932年9月30日，教职员公会举行大会，决定选举新一届对日委员会委员，人数改为11人，上届委员可连任，用通信投票法选举产生。后选出教职员公会新当选的对日委员会委员：冯友兰、叶企孙、章晓初、萧叔玉、蒋廷黻、张子高、吴有训、何清儒、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等。10月18日下午四时，由教职员公会干事会召集对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讨论会务。

　　二、宣传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迅速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向民众、政府和国际社会传播相关信息，呼吁抵抗、遏制日本侵略行为。仅从学生抗日救国会公布的捐款支出清单中，即可看出当时在宣传呼吁方面的活动力度。据1932年2月19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校刊’）公布的数字，在总支出的1218.90元中，宣传股就用去772.34元。从细目上看，有用于《爱国报》的157元、买文具113元、《自强周报》70元、清华和燕京印刷所56元、英文宣言32元、购中英文报纸25元、平汉路宣传队24元，及出校联络、演讲的邮寄交通费等。

　　事发后不到—周，即9月24日，教务处就有通告：本日全体学生分道至附近乡村讲演东北问题，特许停课一日。同日晚八时，冯友兰主持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宣传股，负责编印英文小册，将此次日本强占东北事件之真相宣示世界各国；推举王文显、蒋廷黻、陈通夫、叶公超、浦薛凤为宣传股委员，王文显任主席。会议还议定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致国际联盟理事会电》。

　　11月7日，《清华周刊》第36卷第516号特辟为“对日问题专号”，扉页印有民族英雄岳飞劲书之“还我河山”四个醒目大字。其卷头语云：这次暴日突然出兵占我辽吉，焚掠烧杀，惨无人道，举国同胞莫不义愤填膺，群起抗侮。本校同学尤为愤激，大家都觉得为国家争生存，为民族争人格，为国际争正义，都非与倭决一死战不可。所以全体同学一致决议，请求学校当局允许停课三星期，专作军事训练，全校生活完全军营化，以奠武装卫国的基础。同时请求把三星期所缺的功课，在寒假与春假期间补习之，以示救国不忘读书之意。

　　此期《清华周刊》的篇目有：《论救国之道》、《抗日声中国人亟应痛改之一种错误心理》、《外交上的觉悟》、《对日方案摘录》、《吾人对于国际联盟会应有之认识与觉悟》、《东三省事变之回顾与前瞻》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对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明显是反对的，是充满着愤怒的！同时对那种过于指望国联、依恃美国的错误心理也给予有力地拒斥。如《抗日声中国人亟应痛改之一种错误心理》一文就这样说：自九月十八日夜暴日突然出兵占我辽吉以来，迄今瞬已月余，“我国负守土之责者既未能备患于未然，复高榜其极端无耻之所谓‘不抵抗主义’于事发之后，坐使我东北数千里之国土沉沦于暴敌蹂躏之下，数千万之同胞，泪泣于亡国奴生活之中。吾人回首往事，憧憬前途，诚不胜其悲愤哀伤之至。”一月以来，举国民众于其震惊国难之余，固皆愤慨激昂，群起抗侮，请愿宣战，誓效前驱之声浪，早已弥漫于全国。但当局者除‘不抵抗’外，无办法；‘镇静’外无筹谋。其唯一之方针，即为提诉于国联，求恃于美国。部分国人亦遂于此种空气之下，一变其积极备战、自奋图强之情绪，而日事于翘企国联之解决，希冀美国之义助。甚至大部分国人之心理，—闻国联与美对中日问题有不利表示即戚然忧。全国上下—以国联与美之动作而转其忧喜之情。“呜呼！此真亡国奴之劣根性，吾民族之致命伤也！”文章呼吁国人痛悟前非，立改依赖他人的心理，人人抱决死之心、沉毅奋斗。“则即令此次完全失败，十年二十年后，我国必有复兴之望。……事危矣！寇深矣！国人其速起而自救。国联与美不可恃，不足恃，亦不应恃。其应恃、足恃、可恃者，无他，惟国人自救之决心而已。”

　　11月9日《校刊》登载《爱国报》编辑部启事：说该报“是为我们苦同胞解决一切问题的刊物。目前我们认为激醒他们的国家意识刻不容缓，而灌输给他们应有的生活常识尤为爱国运动的基础。不识不知，造成我们的贫弱和散漫。怎样使他们知，便是国强民富的先声。所以抗日救国是本报的初衷，增民知，扬民气，是我们认为必经的大道。”《爱国报》预备每星期二、六出报，内容分：言论、公民常识、科学常识、史地常识、农事常识、名人传记、格言、小说、诗歌、平民文艺等。每篇稿件最好不过一千字，文章要求浅显，故事化，有兴趣，多用浅近文词。以便于向民众传播。

　　1932年初，东北形势更加恶化，引起各方面严重关注。2月8日，《校刊》刊出《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启事》：国难会议举行在即，凡我国民，均有发表意见之权利与义务。本校同学，如有高见，请交三院二十号，由本会汇交本校出席国难会议委员，以便于会议时提出。凡我同学，均希注意。3月2日下午四时，教职员公会在生物馆大讲堂召集全体大会，出席者五十余人，由叶企孙先生主席，当经议决：以教职员全体名义，致电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设立中立区，敦请政府出兵收回东北失地。

　　1933初，日寇侵占热河，华北震动。清华师生对政府抵御外侵如此无能，愤慨万分。冯友兰等五位教授认为，热河失守事件，对政府必须表示意见，于是联名提请召开教授会临时会议。3月9日下午四时，临时会议举行，到会者分别发表意见，讨论结果通过议案：（一）致电国民政府；（二）推举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萧叔玉、浦薛凤为电文起草委员会。《校刊》3月13日刊出《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全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钧鉴：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前沈阳之失，尚可诿为猝不及备，锦州之退或可藉口大计未决。今热河必守，早为定计。行政院宋代院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代委员长且曾躬往誓师。以全省天险俱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后方运输一无筹划，统兵长官弃城先遁，以致敌兵长驱，境若无人。外交有利之局不复可用，前敌忠勇之士空作牺牲。人民输将之物委以资敌。今前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虽已明令查办，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代委员长虽已由监察院弹劾，但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不及早补救，似均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纪纲而明责任。钧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书生愚直，  罔识忌讳，心所谓危，不敢不言。伏乞鉴察。

　　三、演讲不断：

　　事变发生后，清华校内安排的多次专题演讲，是清华师生抗日爱国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以本校教授为主，兼请外校教授；既有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也有现实战况与国际形势的介绍；纪念日的利用与校方的高度重视更使这些演讲增添不少独特的影响力。师生的热情筹办与演讲的频繁进行，反映出清华人理性的爱国精神与文化的深厚力量。事变发生后第三天，教职员公会常务委员会就建议学校敦请本校教授演讲中日问题。在拟成立对日委员会的紧急会上当即议定：请蒋廷黻先生于9月22日晚八时在生物馆楼下133教室讲《日本侵略行动之经过与背景》；请萧叔玉先生于24日晚讲《日本在东三省之经济势力》。

　　11月23日下午四时，学生会抗日救国会请陈启修先生演讲，题为：《当作日本帝国主义承续了的东三省，当作中国经济因子看的东三省》。

　　1932年1月4日《校刊》登出蒋廷黻先生讲演纪略：《英美舆论界对于东北事件之态度》。同日，钱稻孙先生演讲《日本政党问题》。梅贻琦校长主持，他说：今天特请钱先生讲演日本政党之变化。要知日本无论那一政党当权，在其政策看来虽互有异同，但其侵略中国，想占便宜，差不多是一致的。

　　1月11日，学校邀请燕京大学黄宪儒教授讲演《抵制日货问题》。教务长张子高先生主持，张先生介绍说：黄先生对于抵制日货之利害关系有深切的研究。今天他为吾们讲演以往抵制日货之成绩如何，以及抵货后日本国内所受之影响。从前中日间每发生一件重要交涉，吾们国内就有抵货运动。不知有多少次了。盖亦深知抵货为制日救国之最要法门。不过事过境迁，就淡然若忘，仅仅五分钟之热心，是不会发生效力的。朱自清先生近自英国来信，谈及英国之商店无不将国货与外货厘然分别，标明清楚，倘有混淆，定要受罚。英国系以商业立国的国家，自然要特别提倡国货，以免利权外溢，何况我国为工商业落后的国家，当此经济战争时代，更应积极提倡国货，以谋实业发达。至于抵制日货，则尤为救国切要之图。

　　2月12日《校刊》“专载”，刊登蒋廷黻先生讲演纪略：《国难会议的使命》。

　　2月26日《校刊》“专载”，刊登郑振铎先生讲演纪略：《我所见的上海战争》。

　　2月29日上午11时，中文系刘文典教授演讲。梅贻琦校长致词，略谓：上次曾请郑振铎先生报告过上海战事的情形，又有两位新近从上海来平者，对于战地情况知道的很清楚，最近拟请来校讲演。今天特请刘叔雅先生为吾们讲演。刘先生对于日本文学很有研究。当甲午之役，刘先生之令伯从事海军，参加大战，曾击沉日舰一艘，然不幸为国捐躯。刘先生二十几年来，不断地研究日本的国情及其对外阴谋。今天他的讲题为《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

　　3月18日，学校举行“三.一八”国耻纪念会，特邀阎宝航先生来校讲义勇军在东北活动情形。

　　3月21日，特邀何海秋先生讲《沪战之影响及教训》。何先生说：此次战事结果，我方以有形的损失计算：十九路军阵亡七千余人，第五军伤亡约万人，平民死亡约七八千人，残伤者二千余人，无下落者一万余人。财产损失至少在七八万万元以上。中国工业以上海一区比较最为发达。此次被日人摧毁者占全数十之七八。因战事而致失业者数十万人。因为对外战争，第一影响是，促醒了大部分国人的民族观念；第二影响是，改革政治的运动。此前国民党一党专政，大乖人心。自沪事发生后，大家一变讥笑怒骂的态度而为帮助政府救国的态度，一反从前所为，都以至诚相见。沪战未发生以前，内部颇有破裂之危机，沪战一开，始将内乱的萌芽抑遏下去了；第三影响就是得了自信力。向来总是以为中国军备不完备，不能向外国作战，这次予日人以重创，于是大众知道，只要我们肯决心牺牲，一定是能抗御外敌的。

　　5月9日又是国耻纪念日，学校举行国耻纪念仪式，特请蒋廷黻、王化成两先生，讲述“五.九”国耻的意义，及其条约内容的变迁，并我国所受的影响等。蒋先生全面讲述了“二十一条”的始末，接着王先生讲《满洲问题》。王先生十分伤感的说：十七年来，年年开会纪念国耻，而我们的耻不但未雪，而且有增无已。真是耻不胜耻！现在沪战失败，东三省仍在日人占领之下，所以今天在此举行国耻纪念，感觉更是加倍的伤心！王先生一口气讲了七个问题，它们是：满洲主权、满洲发展、日本国防、中日条约、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和铁道竞争。最后强调：满洲的问题复杂异常，千头万绪，极不容易解决！总之，凡事在于努力！我们如果能团结起来，努力自强，满洲问题虽难，并非无解决的希望。现在有一班的人，专想国联替我们出气、美国替我们打仗，这都是一种取巧与苟安的心理！决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的事，还是要靠中国人！愿与诸位共勉之！

　　9月18日，正是“事变”发生后一周年，上午十时，全校在大礼堂举行国难纪念会。特邀自东北来北平的王化一先生与本校冯友兰教授演讲。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他沉痛而又满怀希望的说了好长一段令人钦佩的话：今天是纪念东北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聚会，当此惨痛的纪念日，至少觉得不是个人说话空谈的时候。不过要大家聚合起来，追想国难一周年之经过，使吾们警觉警惕，不致淡忘。大家对于某种事实不大清楚者，亦可由此集会得到相当的了解。今天的纪念会，人人充满悲惨沉痛之情怀，实与开追悼会同一意义。故此纪念会虽谓之为国难追悼会亦无不可！近来满洲伪国已与日本签订密约，互相勾结利用，为我国根本大患。无论现时吾人对此事具有如何的态度，但东北地图已变颜色，已成不可讳言之事实。不过东北人民苦其横暴压迫，不甘沦为奴隶者极众，将群起而图之，则终有收复国土之一日。

　　现在吾人为失东北而悲，且更进为国家前途而悲。吾们中国目前的现象如患重病之身，不过这病不是立刻就要死的危险病，而患的是血脉不流通，神经麻木，周身不能联络贯气的一种病。上年此时，本人尚在美京华盛顿，读九月十七日之晚报，即得日人在东三省将有动作的消息。盖日人之侵略东北，蓄谋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早惹世人注意。只要留心万宝山等次的惨案，处处都可以观测出来，何待九.一八事变之实现。当时对此消息异常注意，以为我方总有一点相当对待的办法。但过了两天，国内毫无动静，或疑为一时之策略，不意始终未予抵抗。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公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是以沈阳既去，吉林、黑龙江、锦州随之而陷。大家不要以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时敌方时时可以再有动作，或另有阴险图谋。实则形势非常可危，吾们应当深刻纪念，时时注意准备才是。但是东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前途尚有一线光明。给予吾人—点安慰者，就是东北义勇军随地进展活动，不时抵抗奋斗。使敌方时起恐怖。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或将不致终亡。今天特请最近从东北义勇军方面考察来平之王化一先生为吾们讲演义勇军最近活动真实状况，尚希诸君特别注意。

　　王先生讲演，悲壮痛切，令人振奋。讲毕复请冯友兰先生讲演。冯先生以哲学家之卓识，历史地预见了：“九.一八”东北事件，在近代史中，实是一个空前的大事件，不但为中国之国难，且引起全世界的大恐慌。世界大战之开演，或即由此暴发，而成为最严重的事件。他对同学们殷切地说：吾们开会纪念，所以志痛悲，示不忘。但能不忘国难者，自必时时为国难在念，时时作雪洗恢复的准备。将来必可为中国之主人。吾人能不忘国难，同时还要积极作道德、知识的充分准备。如果道德、知识已有相当的修养和准备，则日后自能肩起国家重担，不致把国事弄糟。知智力足以应付国家环境，而后国家始可有为。

　　9月22日下午四时，朱子桥、查勉仲两先生来校演讲。这次演讲的直接目的是想获得清华师生的抗日捐助。

　 　四、多次捐款：

　　随着东北、上海战局的变化与前线将士、伤兵、难民等的急需，清华师生满腔热情、接连不断地组织多种募捐活动，从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对爱国将士的尊敬。1931年11月，日本侵略军集中大批兵力北犯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不顾“不抵抗”的禁令，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一战，重创日军。“暴日寇黑，马占山以塞外孤军屡挫强敌。”消息传到清华，师生感奋无比。11月17日，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在《校刊》上登出启事：拟由本校教职员捐资千元电汇黑省，慰劳卫国战士。捐款先请学校垫付，再以扣减同人十一、十二两月薪津百分之一补还。因召开大会不易，故以公开启事方式征商同意。启事中云：“台端爱国热忱向不后人，对于此举谅邀惠准。倘别有高见，务希于本月十九日以前函复冯友兰先生。”

　　在汇出捐款的同时，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发出两电：一电马占山将军：齐齐哈尔马主席并转全体将士勋鉴：拒敌守土，不屈不挠，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同人等谨捐薪千元，由大陆银行汇至哈尔滨，藉表慰劳微诚。务望奋斗到底，为当世楷模。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叩。一电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北平张副司令钧鉴：黑龙江马代主席及将士孤军守土，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务望即派军汇饷，火速援应，万勿使忠义之士以援绝致败，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叩。12月2日，马占山将军回电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称：“三军袍泽，同布谢忱。谨拜嘉言，益励初志。本政府现移海伦。尊处汇款已派员前往哈尔滨接洽拨转。”

　　当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向马占山将军汇出捐款之时，清华学生抗日会亦发起募捐活动，12月25日《校刊》公布了为慰劳黑龙江省抗战将士而募捐的情况与个人捐款数清单。“计共募得国币925元整，已于本星期二由大陆银行电汇至滨江该行分号。同时由抗日会致电海伦马将军，请其派员前往领取代为发给为国效命之忠勇将士，藉资慰劳之意。所有捐款清册即于本期校刊上刊登，如有错误，务希函示，以便更正是幸。经手人王德政敬启。”清单中列出捐款者612人的姓名及其捐款数额，其中捐得最多者为梅贻琦校长，捐20元。其他师生分别捐10元、5元、4元、3元、2元、1.5元、1元、0.5元、0.1元不等。如吴正之捐10元，叶企孙、王化成、李继侗均捐5元，杨武之捐4元，吴景超、陈岱孙各捐1元。

　　日军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调头转向辽西，进攻锦州。锦州为辽西重镇，进出东北的咽喉。辽、吉沦陷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1931年12月21日，日军决定向辽西地区发起总攻，其大会战姿态为“九.一八”以来所未有。1932年元旦，日军进攻锦州。中国军队虽最终放弃锦州，但战斗中伤亡惨重，许多伤病人员来到北平等待医治。1月25日，清华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在《校刊》上发布启事：“辽西战事，我国少数官兵及义勇军，以微弱之力抗拒暴寇，牺牲惨烈，可歌可泣。虽锦州终于沦陷，然撤防命令发自长官，军士奋勇杀贼，其责已尽，其志堪钦。死者已矣，伤者申吟争命。不有抚慰，将何以劝忠义而振懦怯？本委员会职在对日，救国有愿，却敌无方，只得就力所能及之事，多予提倡。兹经议决，拟向本校教职员同仁募集捐款，慰劳来平伤兵。”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又蓄意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强盗的多次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来犯的敌人，惨烈的牺牲，顽强的精神，不畏强敌的气气概，使中外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1932年2月8日，清华《校刊》报道：《教职员捐款慰劳拒敌沪军》，“驻沪第十九路军奋勇拒敌，战绩震世。本校教职员公会筹集捐款五百元，于本月六日汇往上海，慰劳该军将士。兹将去电录左：上海吴铁城市长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勋鉴：淞沪御敌，振国家之声威，转世界之视听。全体国民，极深感佩。同人等谨捐薪五百元，由大陆银行汇交贵军，藉表慰劳微诚，仍祈继续努力！同日，教职员公会又续汇慰劳沪军捐款五百元。

　　与教职员公会相比，学生捐款的难度要大许多。教职员捐款，通过决议后，即可从薪金中扣收，而学生只能靠散捐，故数额比较有限。2月19日《校刊》“附录”公布的黄仕林报告经手账目及捐款名单中。抗日会账目中列出同学捐款只得210元，是由360名学生捐出的，其中多者5元，少者1角。当今著名之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当时捐了5角。后来，学生抗日会改善募捐办法，在向学生募集散捐的同时也向教师募集散捐，募得数量明显增大。3月14日《校刊》刊登“万鸿开启事”，谓：“前因慰劳沪、哈抗日将士，由本校抗日会发起募捐，兹己结束，所得捐款共计630.56元，因哈埠我军已退，故将所得捐款于2月22日交大陆银行全数电汇十九路军，并于同月29日接得蒋、蔡复电，言明照收。账目自即日起由校刊公布，倘有遗误，请即来函更正为荷，原帐存于抗日会，欢迎查看。”此次捐款435人，师生均有，如杨武之捐10元、陈达捐10元、叶企孙捐5元、周培源捐3元、浦江清捐2元、陈省身捐1元、季羡林捐1元、钱伟长捐0.5元。

　　直接向前线将士捐款，目的在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但当时淞沪伤兵缺少医药费，更亟需支援。消息传来，清华师生又迅速行动起来。3月1日，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开会议决：（一）由本大学教职员公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共计一万五千元，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此款可协助或委托协和医学院同人，赴沪办理救护事业。（二）推叶企孙、陈岱孙、萧叔玉三先生计划捐款分配方法。经拟定，用级数累进法，将各人薪金，以百元为单位，分成若干单位，然后按各单位之百分率累进抽取捐款。各单位之百分率如下：

　　第一单位（即第一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五；

　　第二单位（即第二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一五；

　　第三单位（即第三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二五；

　　第四单位（即第四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三五；

　　第五单位（即第五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四五。五百元以上之数均按百分之四五抽取。举例：如某人月薪九十元，其薪额系属第一单位，即按百分之五计算，每月应捐四元五角。又如某人月薪一百七十元，第一个一百元按第一单位百分之五抽，应捐五元。其余七十元系属第二单位，应按百分之一五抽，应捐十元五角。共计应捐十五元五角。余类推。

　　因拟捐款数较大，又非首次，故对日委员会认为事关重大，必须经过教职员大会通过，以昭慎重。于是，3月2日下午四时在生物学馆大讲堂召开教职员公会全体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对日委员会提议的捐款数量、用途和方法。

　　但当第一次款捐出后，上海战事即停。协和救护队回平报告称：现有伤兵已均有医院医治，拟待战事再起后，往苏州、南京等处设立后方医院，预计须款九万元。清华教职员公会的一万五千元已算入此数内。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大家以为，上海战事随时可能再起，故仍遵守大会议决案，将已收之捐款，活期存入大陆银行，以便于必要时可及时取出，交协和救护队备用。如果战事不起，此款将作何用途，尚须经大会决定。据1932年4月22日《校刊》公布：“大陆银行现存清华之抗日捐款，截至本日止，总数如下：音乐会票价237.4元，外籍教员捐款250元（三月份），三月份教职员捐款4932.25元，四月份教职员捐款4985.58元。共计10411.23元。”

　　松沪方面的捐款刚刚结束，东北方面又出现大量难民需要救济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会上东北民众代表王化一先生在讲演中将此事提出来后，9月22日下午朱子桥、查勉仲两先生来清华的讲演，又明确希望清华捐款救济东北难民。这时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虽已多次组织捐款活动，但仍一如既往。9月27日，对日委员会召集会议，拟由同人再合捐一万元，送交朱子桥代收，救济东北难民。为使捐款尽快发挥作用，拟先请学校代为筹垫，早日汇出。学校所垫款项，拟分四个月在同人薪水项下分别扣还。每人捐款数目，拟照各机关抽收所得捐累进法办理，即月薪在51元以上100元以下者收1%；月薪在101元以上200元以下者收2%；月薪在201元以上300元以下者收3%；月薪在301元以上400元以下者收4%；月薪在401元以上500元以下者收5%；月薪在501元以上600元以下者收6%。但照上述标准扣收，四个月只能集款5000元。若加倍扣收，可得一万零数十元。经讨论议决：捐款数目为一万元，即照抽收所得捐累进法办理，不另加倍，分八个月扣清。凡月薪在50元以下者，亦扣收1%，外籍同人不在此例。

　　教职员如此慷慨，学生亦不甘后人，不过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想出更好的办法。《校刊》10月19日公布《学生抗日会救济东北难民音乐会募捐收支报告表》：“红票，每张六毛，共163张；蓝票，每张三毛，共250张。与支出相抵。”10月28日公布：《学生会干事会募款捐助东北义军账目》。1933年2月23日刊登《学生自治会抗日会会计股启事》：“抗日会先后共募得洋628.03元整，今特将捐款人之姓名详列于后，以资证实。捐款薄中有少数之姓名模糊，错处难免，敬希洞察。”这次详列捐款者82人，2月27日列出178人，后分五次列出170人。他们中有梅校长夫妇、冯友兰夫妇和张申府夫妇各10元，吴正之20元、杨武之15元、吴宓10元、马约翰5元、俞平伯、陈寅恪各2元。

　　五、请愿劝导：

　　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抗日爱国言行中，请愿与劝导更为激动人心。请愿既有向校方的请求，更有向政府的请愿；既有学生的请愿，亦有教师的请愿。劝导既有教授的劝导，更有校方及政府的劝导；劝导是平和的、善意的、一般也是顺乎情理的。请愿是抗日爱国的举动；劝导同样发乎抗日爱国的恳诚。当事变的消息刚传到学校时，学生自治会即函请学校停课三星期，以全时间实行军事训练，为投入战争作实际准备。拟所缺功课于寒假、春假补足。校方当即电达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同意加紧军事训练，但不许占全时间，提出可采取如下临时办法：（一）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均定为军事训练时间；（二）每星期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定为会操时间，全体学生均须参加；（三）一二年级学生，除参加原有之军事训练科外，须于星期一至四各军事训练时间中再选两小时；（四）三四年级学生须于星期一至四各军事训练时间中任选习两小时。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和国民对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极度反感，青年学生必然要冲在前面，表达自己的愿望。11月23日，学生会代表向校方当面提出：学生会大会已“决定于今日全体赴京请愿”。校方感到情况甚为紧急，命校务会议立即发布公告，劝阻学生赴京：“值此国难方殷，诸同学激于义愤，不辞牺牲，热心毅力，殊堪嘉尚。但吾人处危难之局，头脑尤宜冷静。若使牺牲学业能得相当之代价，则尚可告无大罪于国家社会。若不计结果，徒为学业上之牺牲，则诸同学少上一日之课，即国家多受一日之损失。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现诸同学对于时局之主张，各方均已详告政府，并已有甚大之督促。诸同学对于各主张如有更新理由，自可呈明政府，请其采纳，否则宜继续学业，勿作无代价之牺牲。须知现在战争必须全国动员，所谓全国动员者，非人人皆赴战场之谓，乃全国人士皆努力以作其应作之事。……无论中国亡之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

　　校方的劝阻没有完全发挥作用，部分热情奔涌的学生坚持原议，离校赴京。面对此种情形，校方并未严词责备，而是采取通融措施，既对学生行动表示理解，又设法不使学生学业遭受损失。11月24日，校务会议再次发出公告：“查此次学生赴京请愿，本会曾经布告恳切劝阻在案。惟学生激于义愤，仍有必欲赴京一行者。举动虽嫌激越，热情尚属可嘉，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成其志。并商准教授会，待其返校后为之补课。”

　　国难来临，情绪激昂者并非只是学生，教师亦有奋不顾身，表达自己意志者。原清华国学院学生、梁启超高足、已留校任教的吴其昌先生，就因痛愤黑龙江省的失陷和政府的失责，携全家（妻子与弟弟）绝食，赶赴南京请愿。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对吴其昌先生的爱国之举深表同情；当即开会议决：速电吴先生，劝其即刻复食回校；同时致电国民政府，促政府速定大计，积极负责，收复国土。对于现正奋斗之黑龙江抗日军队，火速设法援救，并严令守土官吏遇敌竭力抵抗。

　　教师举家绝食请愿，此事非同小可。吴其昌一抵南京，教育部长李书华即出面劝慰，帮助安排住处，引领得见蒋主席后，吴同意复食回校。

　　师生南下请愿的风波使校内无法平静。学生为迫使学校停课，以便参加各种抗日活动，有故意不上课者，有围逼教授停课者。教授会临时会议为此议决：“1、本会认为，除此次因参加救国运动而南下请愿者外，其他学生不应空费光阴，作无益于国之牺牲。应请教务处即出布告，自明日起照常上课，并为己离校之学生预筹补课方法，并请学校当局连同本会代表，对于在校学生加以劝勉。2、推举蒋廷 、吴之椿、吴正之三人为代表。”

　　教授们苦口婆心的劝导，终究竞不过各地学生涌赴南京请愿热潮的影响，教育部一再电令禁阻亦无济于事。张学良副司令告北平各校同学书云：“吾人爱国，心要热而头要冷。望诸位三复思之。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敢断然自信者：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但望诸同志亦觉悟：贴标语、散传单、呼打倒、喊取消，与夫请愿、游行、讲演、示威，决不能救国。救国之道，在痛下苦功，实心作事。”可这时候的学生对这些话怎么能听得进去呢？《校刊》12月18日刊登教育部第2072号训令说：“京平辽联运直达特别快车总查验员许炳熹敬日电称：敬日由平开车时，有清华学生—百九十名赴京请愿，无票乘车，经站员警阻止无效，车上服务人员更无从办理。”据此可知，清华学生又有大批南下请愿的。所以12月23日，教育部再次训令清华时就有：“乃近日在都学生团体，行动颇多逾越范围，甚至漫骂政府，缚人刑讯，阻断交通，妨碍商旅，张贴反动标语，殴辱中央委员及无辜路人。市民怨声载道，咸若大祸将临。且有佩戴赤化肩章，手持木棍枪械，捣毁机关，拉劫汽车情形。”等语。

　　尽管请愿风潮闹得风风火火，但绝大部分教师仍坚持上课，因此学校教学秩序未受过分冲击。正如梅贻琦校长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所说：“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急，本校教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正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梅校长勉励同学们，在新学期努力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救国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他说这样才可以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正是在梅校长这种思想的指导和鼓励下，清华师生开始加紧了防毒面具和航空等方面的研制工作。

　　（转自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