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张杰：中国提升产品质量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消费者在国外疯狂购买高质量日用产品的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本土产品质量与发达国家产品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新经济下新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日本作为二战后成功实施产品质量振兴计划和质量立国国家战略的国家，其如何通过制定有效的综合政策措施，来促进日本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日本的经验归纳

1、明确的国家政策导向。“ 二战”后日本政府确立产品质量的提升是维持日本国家经济复兴和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明确把提升产品质量制定为国家战略。日本政府为推动全面质量管理，1957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将产品质量提升到与产业结构调整、贸易立国以及贸易振兴等政策同等重要的战略定位。在此国家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政府出台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扶持资金，全面鼓励本国企业向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学习各种生产工艺知识，购买各种技术创新专利。并且，日本真正将产品质量的科学统计方法和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PDCA）全面引入到企业的生产制造管理过程之中。为了向全球传播日本质量立国的发展战略，构建激励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日本还于1952年设立世界首个国家级质量奖——“戴明奖”。

2、制定超越发达国家水平的全覆盖的产品质量标准。日本高产品质量国家战略的成功实施，与日本政府持之以恒地推进超过传统发达国家水平的产品质量高标准的努力密不可分 。第一，为了贯彻质量立国和贸易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政府针对各种日常使用产品以及各种制造业产品，均制定了超过同期发达国家水平的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的质量法规。第二，强化针对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和扶持力度。在日本的产业结构中，对产品质量影响最大、同时也是监管难度最大的是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日本政府为了全面促使中小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保证大企业最终组装生产线上中小企业提供的每一个零配件的优质率，将各种政府扶持政策以及金融政策全面与产品质量挂钩。第三，系统的监管机制。日本的产品质量提升产业政策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从制定到落实，到检查，再到处罚，一环扣一环，保证了各项产品质量标准法规的全面运行。日本并不主要运用高罚金或关闭的惩罚机制，而是形成产品质量高标准的倒逼和威慑机制。一个企业若存在质量问题，不仅无法得到应有的各种优惠政策和金融扶持等产业政策支持，在国内的舆论氛围下也根本无法立足，迫使企业只有通过全力提升产品质量才能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

3、塑造具有日本特色的人才支撑体系。 二战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保障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技术技能和专业人才培育的支撑机制。然而，随着日本终身雇佣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加大，为了保障日本质量立国和技术立国的国家战略，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的经验基础上，2004年始日本建立了名为“日本版双元制”的“实践型人才培养体系”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该制度在如何建立国家、企业、行业团体、教育机构四个方面的融合机制方面颇有特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实践型人才培养体系”制度可被概括为:以雇用关系为基础的、通过企业实习和在教育机构的理论学习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技能训练制度。为了保障该制度的实施，日本政府出台了相应的一系列政府扶持政策，具体包括：针对所有企业的“职业生涯形成促进助成全”制度；针对中小企业的补助政策有：“试行雇用奖励金”政策；“中小企业雇用创造”等能力开发补助金政策；改善中小企业劳动环境政策。

4、创造社会对高质量产品认可的文化氛围。 为了保障日本质量立国、技术立国的国家战略实施，除了国家出台严格的高起点高标准产品质量法律法规，以及通商产业省出台产业政策的双重制约条件之外，还有一个制约条件不容忽略，这就是日本已经形成了对高质量产品社会认同的文化氛围。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社会文化诱导和培育，日本民众和产业工人对产品质量的意识已“根植于头脑里，融化在血液中”，对科学、对产品高质量、高创新的追求与坚守，逐渐养成了诚实守信、敬业守责、一丝不苟、循规蹈矩、精益求精等职业精神和工作品德。另一方面，树立了国民大质量观念，创造了质量既是企业生命，也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将社会对高质量产品认可的文化氛围，演变为约束和监管企业产品质量的非正式制度条件。

5、依托精益生产体系的协同作用。 二战后，日本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了产品质量的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体系，但是，日本依据自身企业网络体系和外包制的特征，对之做了根本性的调整与创新，使之适应于日本的社会生产制度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柔性精益生产体系。精益生产体系对日本中小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保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企业网络中的主导企业（通常也是创新能力集中的大企业）通过外包的技术参数要求，对为其提供零配件的中小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起到严格的监管作用；另一方面，主导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指导、工艺创新诀窍转移、工人培训以及提供图纸等合作行为，对中小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起到帮助作用。

6、创造国内需求的支撑基础。 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日本产品质量提升战略的成功实施，是与日本国内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以及中产阶段的形成所创造的国内需求不可分离。可以说，没有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和“一亿总众流”战略的配合，就不会有日本的产品质量振兴计划的成功实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日本制订了相应的员工收入培增计划，以此来全面促进日本国内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为日本制造业中“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发挥以及民众对高质量产品偏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条件，为日本高质量产品依靠本土需求空间获得升级机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二、中国面临的突出挑战

1、制造立国的基础是质量立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前提是高质量产品的精益制造体系，我们各级政府以往对此战略逻辑的认识并不充分，极大地干扰了中国制定产品质量提升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前制约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和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是中国并未形成一个精益制造生态体系，突出表现为“小而散”和“模仿”行为盛行的制造业企业在产品质量的基础能力普遍不足，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严重缺失，“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严重丧失。对于中国多数地区的发展逻辑而言，不可能超越工业2.0和3.0阶段，而依靠所谓的“弯道超车”技巧一步跨越到工业4.0阶段。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要全面发展工业4.0，更重要的是要弥补工业3.0和2.0的短板，夯实高产品质量所体现的基础制造能力。因此，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落在构筑以提升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精益制造生态体系以及完善相关核心支撑条件方面，切不可犯冒进主义，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制造。

2、当前中国相对较弱的产品质量标准以及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利用高质量标准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倒逼机制的失效。 中国当前产品质量的普遍低下现象，一方面是与较低的产品质量标准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是与政府对违反产品质量案件的查处处罚力度不足以及执法机制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在中国目前还未形成对高质量产品认可的文化氛围，普通民众收入水平也不能充分支撑高质量产品消费的前提下，更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手段是，迫切需要利用与发达国家水平看齐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产品高质量标准以及严格的监管执法机制。来倒逼中国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

3、当前技术工人较低的工资水平以及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导致对制造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基础支撑能力不足。 在中国的劳动力长期处于供大于需关系以及出口企业被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双重压力下，相对与其他行业，中国制造业的普通以及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及增速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状况，这就导致了企业工人的高流动性、企业和普通工人对技能投资的动力普遍不足以及技术工人工匠精神的缺失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同时，在普通以及技术工人工资水平长期相对较低以及引发的工人社会地位不高的负面影响下，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遍面临突出的发展困局。这对中国制造业打造以产品质量提升为核心的精益制造体系，在所需的基础技能和高端人力资本方面形成了显著的障碍效应。

4、在中国对外开放背景下，国内消费者对国外高质量产品形成了消费信心依赖，由此造成了国内产品质量信心弱化的恶性循环机制，抑制了本土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内生动力。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产品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实力、品牌累积优势以及长期的高质量信誉保证，造成了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产品质量的信心依赖，占据了中国的高端市场份额。这种情形之下，就会诱发国内消费者对本土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的信心普遍不足现象，而对本土产品质量的信心缺失，会在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处于上涨阶段引发消费需求结构向高端转移过程中，导致本土企业无法利用本土的高端需求市场来进行“需求引致创新”式的创新研发活动，使得企业丧失针对提升产品质量的各种投资动力，迫使中国本土企业陷入到创新研发动力不足和产品质量低下的恶性循环发展路径之中。 5、中国当前造成产品质量低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与相对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低端需求空间的存在紧密相关的，产品质量低下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非单纯所谓的民族特性问题。因此，促进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对策，既要关注供给侧的束缚因素，也要关注需求侧的约束因素。需要认清的事实是，中国当前企业生产产品质量相对低下的原因，并非是所谓民族特性或社会文化的必然结果，而是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居民消费能力的演变过程紧密相关的。日本质量立国国家战略的成功历程，就深刻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国当前伪劣产品以及低质量产品在某些农村地区的盛行，实际上是由农村居民的相对低收入和面子文化来共同决定的。因此，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途径，不仅仅在于实施更为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监管执法机制，也不仅仅在于打造人才支撑体系和促进文化氛围形成的手段，相当程度上还在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和需求能力。这对中国的重要启发意义是，仅仅试图通过高标准和政府扶持政策来促进产品质量提升的策略未必是有效的，要真正理解产品质量提升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居民收入提升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要努力通过构建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从根本上为企业产品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需求基础支撑条件。

三、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1、加快设立与发达国家水平看齐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标准和长期可持续的监管执法机制，促使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倒逼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全面形成。 首先，当前对于促进中国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最为紧迫的政策措施是，构建与发达国家看齐甚至在某些方面要严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全范围覆盖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抛弃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对制定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可以放低、放宽、放松高要求的错觉或误判。在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产品需要与发达国家企业面对直接竞争的客观情形下，中国需要制定与发达国家水平看齐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产品质量标准，来塑造倒逼中国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其次，当前困扰中国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短板是，对违反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案件的监管、查处和执法机制的缺失和软弱。针对此难题，我们建议要上收和取消依靠地方的产品质量监管、查处与执法机制，成立超越地方利益的中央层面的统一执法机制，建议将“质量立国”上升到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等地位的国家战略，设立能够协同和统一各政府管理职能部门以及执法机构的中央产品质量领导发展小组。

2、建议成立针对中国产品质量提升中所面临的关键短板问题、能有效激励不同类型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多样化政府专项基金。 充分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征和基本国情，鼓励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以往传统的工业促进发展基金、中小企业促进发展基金等政府补贴资金，转变为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专项基金。特别要鼓励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产品质量提升相结合的企业创新研发活动，鼓励设立那些对于特定行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具有公共外部性的共性关键技术平台的专项政府扶持基金，鼓励设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的专项政府扶持基金，鼓励大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为其提供零配件的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提供技术转移的政府扶持基金。

3、强化和提升符合中国现实需求、具有中国优势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 首先，考虑适当限制中国综合性大学的数量，收缩中国综合性大学的规模，同时，强化高等专业技术学院的地位，全面促进高等专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体系的提升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适当扩张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各个层次的理工科招生培养规模，依据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客观需求，加快新型交叉领域理工学科的设立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更新；其次，鼓励各级政府依据当地传统产业和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和转型升级的技术共性需求和关键技术短板，按照市场运营逻辑设立专业的特定产学研研究机构，为区域乃至全国的特定行业产品质量提升的目标，提供创新研发和技术人才支持；最后，鼓励各级政府依据当地传统产业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的需求，成立特定的校企深度融合的专业技工学校。

4、重要引导国内消费者形成对本土高质量产品偏好的文化氛围，发挥其独特的约束机制和倒逼机制功能。 对与如何引导国内消费者对本土高质量产品偏好文化氛围的形成以及理解其中的价值，对之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既不可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也需要在继续深入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强调国内产品和国内产品的公平竞争机制。适度引导形成国内消费者对本土高质量产品偏好的形成，其价值在于，一方面，利用这个机制可以打通本土企业和逐步升级扩张的内需市场之间“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发挥，从需求角度激励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利用国内消费者对本土高质量产品偏好的文化氛围，形成不同于政府制定标准和执法机制但又具有互补功能的，促进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和倒逼机制，这是从长期方面更能保证中国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有效促进机制。为此，建议政府需要重视和发挥通过鼓励国内消费者对本土高质量产品偏好的文化氛围形成，对促进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价值。

5、正确处理好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需求结构变化和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协同关系。 要从根本上创造促进中国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内在环境，不能忽略中国的消费者收入结构提升所内涵的需求结构，对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本质上来看，中国收入结构的优化程度决定了中国本土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空间。因此，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切实落实和积极推进既定的收入倍增计划和促进内需可持续增长政策，加快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从而为促进中国本土企业产品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可持续提升，塑造最为根本性的基础保障措施。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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