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王玉玲：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双重挑战
在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基因和源泉，是评判一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和指标之一。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迎合全球化浪潮的必然，是繁荣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必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的必然。
当前，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为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热”持续升温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巨大的辐射效应，数字网络科技的兴起创造了全新媒介融合平台。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和数字网络环境发展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环境升温、辐射带动、网络兴起的战略机遇，克服困难，积极推动中国文化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文化产业发展创新不足
发展良好的文化产业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条件。由于我国文化建设起步较晚，文化产业自身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总体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文化产品的原创力不足。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优势，但近几年文化商业气息过于浓郁、文化创作领域人心浮躁，加上国内的内容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我国文化产品缺乏原创性，粗制滥造低水平拼凑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由此造成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仅占不到４％的份额。在这个需要创新、召唤创新的时代，文化创新同样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仅仅复制、重复以往的文化产品上，而应该把更多的人力、财力投放到创新文化产品的产业实践中。文化产品的创新可以是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媒介平台创新、管理创新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这一方面没能给相关从业单位和人员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从业者的信心和积极性。很多从业者出现半路转行的情况，原本一腔热血的想搞文艺创作，但经济、生活的压力使他们忍痛割爱，放弃了对文化产业的执着与努力。
第三，文化专业人才缺乏。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基本属于“半路出家”，大多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积累，很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对文化产业缺乏基本的了解。这造成了国家政策在执行落实上的偏差与不彻底，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设置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专业人才培养教育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经过一定时期的培养和训练，这些专业人才的上岗必定会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管理带来崭新面貌。
第四，文化产业园区同质竞争普遍。文化产业园区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聚集平台。能否发挥好文化产业园区的带动示范效应，是文化产业发展成败的关键。然而，一些文化产业园区是同一性质的，在发展上往往形成同质竞争，未能很好地发挥出应有的集聚带动效应。我国可以学习借鉴日本动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国家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
数字网络技术仍有差距
数字网络是现今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平台。数字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其迅速、便捷、高效等优点受到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传统传播方式，尝试运用数字新媒体，并希望由此给中国文化带来全新发展局面。
第一，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能否借助数字网络新技术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前提。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化产品的生产技术、传播媒体都有了相对成熟的形态，特别是一些文化网站的建立和ＡＰＰ的广泛使用，大大扩展了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平台，但无论是在数字网络总体技术水平上，还是网络信息安全、网络出版海量内容把关、网络文化产品制作包装等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相比仍然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内容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海外迅猛扩张的文化阅读需求，呼唤着中国文化产品内容和质量的提升。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电脑，促进了数字内容消费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国际上阅读中国、共享中华文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海外对中国主题的数字文化产品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尽管中国是传统文化大国，但是数字传播起步晚，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数字文化产品在内容、语言、制作等方面还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近年来，很多国外出版商在采购中国图书海外版权时，纷纷要求授权数字版权，抢占中国文化资源的国际传播权。因此，打造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当代文化成就，且具有时代特色的数字文化作品，是数字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迫切任务。
第三，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创新中国文化产品形态提出更高要求。实现中国文化多渠道、立体化“走出去”的目标，就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产品的传播形态。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数字信息传播已经发展成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并行，纸质、电子、网络、卫星通信同时并存的全媒体传播时代。电子图书、数字报纸、互联网期刊、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手机出版、数据库出版等，成为实现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新渠道。在数字网络时代，文化的传播与阅读不再是单线、被动的，而是多线、互动的。我们要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应贴近海外受众群体的阅读习惯和智能手机、电脑、户外显示设备等终端设备客户的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多形态的数字文化产品，努力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第四，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国际文化竞争。要改变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弱势状况，就需要构建国际一流的数字传播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掌握国际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声夺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设备的绝对优势，纷纷加强本国数字信息传播能力建设，积极打造Ｇｏｏｇｌｅ、Ａｍａｚｏｎ、Ｙａｈｏｏ、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一批有实力有全球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不断强化国际传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霸权。尽管我国已经在大力加强数字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但在当前争夺剧烈的国际媒介舆论环境中，“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改变话语传播权的国际弱势现状，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迫切需要我们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数字化传播体系。
文化“走出去”是我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和数字网络环境发展的挑战，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长期、系统工程建设，有助于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辐射力，有助于塑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精神的文化大国形象，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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