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雷立柏：最怕拉丁文在中国死掉
编者按： 雷立柏教授是奥地利学者，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从事宗教学、哲学、古典语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他以极大的热情、流利的汉语普及古典知识，教授三门古典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至今，雷立柏教授已在中国研究、生活、执教了20年多年，是业内著名中国哲学专家。今年是雷立柏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第十年，其编写的古典语言教材也于近日出版。
利玛窦是他精神上的朋友，另一层影响则来自他的父母。他们曾在非洲工作三年，这教会他应当有精神追求，在“枯燥的工作中坚持做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即便14年后的今天，外人也很难理解，对在中国教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这件事，奥地利人雷立柏怎么会有那么一种紧迫感。
雷立柏今年47岁，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教授。1995年，他来到北大读书；1999年，他获得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2000年，他开始在中国著书讲学，内容基本都和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这些西方古典语言有关。14年后，他的紧迫感和工作量一点没有减少，一遍遍地说：“哎呀，我特别害怕这个孩子（拉丁语）在中国死掉。”
为什么怕？因为他觉得中国人不够了解西方——全中国的人都在学英语，殊不知英语受拉丁语影响很大。他回想起自己读懂老子、孔子时的狂喜和满足，于是发出“中国人不求甚解”的喟叹——为什么不往根儿上学呢？
他当然有一套自己的理由。不过莫说外人，就是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有时也对这些理由不以为然，然而这并不影响雷立柏的热情和执着——这一点，倒令所有人都深为敬佩。
中国人怎么饮水不思源呢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正牌教授，雷立柏在全校范围开设公选课，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的基本语法。他在校内总共有一百多个学生，这比十年前要好多了。当时来上课的学生刚过20个，这个数字令他无法有底气在出版社编辑面前为自己编写的拉丁语教材争取出版机会。他在记者面前演起被拒绝的过程，眼睛瞪得很大，说话加重音：“编辑说：你走！只有20个学生，我们不出！”
“真的说你走吗？”
“哦，不不。”他收起略夸张的表情，“他们说，对不起，你复印就可以了，我们不出拉丁语的书。”他耸耸肩，又加了一句，“他们不出。”于是刚才那番表演似乎变成了一个心有不忿的孩子的恶作剧。
他常带点很随意的夸张，为此常用的道具一是语气，二是眼睛。他眼睛很大，要表达某种很重要的情绪或观点时，就瞪得更大。在解释为什么要在中国教拉丁语时，他的眼睛就毫无意外地瞪大了。
他早就罗列出中国学生应该学习拉丁语的十个论点。有一条是“掌握汉语中的外来词、理解英语词及汉语词的象征意义或寓意”。雷立柏常拿“热爱”这个词举例子：“你们每天都在讲‘爱国’，但有人知道这是个外来词吗？孔子是不会说‘热爱’的，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西方人才会觉得‘热’是好的，所以要‘热爱’。”当他讲这段话时，眼睛便瞪大了，脸上还带着一点恼怒：中国人怎么饮水不思源呢？
对雷立柏来说，学习拉丁文如此重要，甚至可以用来解释“钱学森之问”。“因为中国的现代科学根基90%来源于西方，虽然想到学习欧美，却极少有人想到要追根溯源，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学习知识的根源、概念的来历，要培养杰出人才当然很难。”这是雷立柏的回答。
他说得不容置疑，无比坚定。可当记者与后浪出版社编辑张鹏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研究中心的意大利汉学家麦克雷提起这一主张，他们或笑、或摇头。张鹏和雷立柏合作已久，他明白拉丁语的重要性，但觉得“只是极少数人有必要学。”麦克雷则谈起和雷立柏的一次争论：“Latin is good for China（拉丁文对中国有用），这个我们都同意。不过我说拉丁文对研究院更有用，他说no、no、no，应该是更多人，包括小孩子——这怎么可能！拉丁语现在是学术的语言，有更多人愿意学当然可以，但要人人深入到专业级别不现实。”
不过他们都赞美雷立柏持久的热情。“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那么在意，能坚持下来。”张鹏说。
教堂里也有课堂
雷立柏坚持下来的一大收获就是北京学习拉丁语的人在变多。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暑假开设的免费拉丁语培训班吸引来300多位报名者，远超限定的100个名额。雷立柏人大的课堂上除本班的学生外，也开始出现闻名赶来的旁听生。有一位女士，在接触拉丁语后认为它非常重要，便坚持每周来听课，这令雷立柏非常开心。他把这位女士当做最好的例证：“假如你认识到拉丁语的重要性，你也会来听我的课，不会说太难啊、忙啊、没时间啊。”
为了让更多中国人对西方古典语言产生兴趣，他自己设计了一件黑色衬衫，常常穿着它搭配西装、针织衫或毛呢大衣出现在各种场合。衬衫上的图案由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等西方古典语言字母组合而成，他穿着这件衣服给学生们上课，衣服就是教材。他指着衣服上的希腊字母B说：“看，这像房子的平面图，英语里面我们说building（建筑），多美妙！”
在很多时候，雷立柏表现得像个中国人。比如，他喜欢喝茶，随身带着保温杯；中午给自己做中餐，清炒胡萝卜之类的；讲话有时还会有儿化音；他甚至完全适应北京的雾霾，觉得雾霾天反而让空气更湿润些，多讲几节课嗓子也不会难受。
不过张鹏认为，雷立柏能在中国待上十几年传播拉丁语和希腊语，“西方人的身份很重要，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给中国人介绍真正的西方文化的样子。中国人很难产生这样的思维”。
如今，雷立柏开课的地点已从人大延伸到北外、北师大、后浪出版社、西什库教堂。在教堂开课是雷立柏主动向神父提出的请求。教堂提供免费场地，学员除了自愿购买教材，不交任何费用。每到周六下午两点，雷立柏就在教堂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屋子里开讲。木门的玻璃窗上时不时会贴上几双好奇的眼睛，来自教堂的游客或教徒。
教堂提供的屋子里没有暖气，还总有人迟到。记者去听课的那次，课上到一半，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寒风进来，手上握着瓶冰红茶，把录音笔往讲台上一放，才坐下来听课。学员的水平和他们的年龄一样参差不齐，有些是痴迷于学习各种语言的大学生，有些则是早年接触过拉丁语的白发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84岁。有些能够阅读、朗诵并翻译原文，有些还无法在书本上准确找到正在讲解的单词。雷立柏戴着头戴式话筒，站在讲台上，以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无辜神情看着他的学生。
雷立柏抱怨过这些情况，因为他无法加快教学进度——要在一年时间里让一批学员掌握一门语言的基本语法，不讲快点怎么行呢？在德国教拉丁语的朋友来看他，听说他教书的周期是一学期或一年，惊呼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学好。“他们就笑，他们就笑哦。”雷立柏又开始重复。
精神上的朋友是利玛窦
雷立柏严格遵循着这样一份时间表：早晨6点起床，喝杯咖啡，做精神体操——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读《圣经》；7点半或8点开始工作；中午自己做饭，然后小睡一会儿，下午2点半继续工作，6点开始上晚上的课。
他和别人没有太多私下往来，包括与他关系很好的麦克雷和张鹏。他在课上幽默风趣、没有架子，但喜欢他的学生们很少有机会在课下与他有过多的交流。他的网上书店有句用繁体字做的宣传语：“学习古代语言是西方文化的钥匙”，这是一个朋友帮忙弄的，但雷立柏只知道对方姓王。这位王先生一年来每周都会出现在教堂帮他卖书，即便如此，雷立柏依然不知道他的名字。维持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不在他以教书、编书为主线的生活之内。
只要想一想雷立柏的梦想，就能理解这种生活。他谈起来自出版社的压力：“有七八个稿子要写，不同出版社，都是很重要的，明年要出版。哎呀，只能废寝忘食。”那雷立柏有没有拖过稿？张鹏毫不犹豫地摇头：“不会不会，只有我们做不过来被他催。”一边的另一位编辑感慨了一句：“那些可都是他一个人写的啊！”
他甚至没有结婚。理由之一是他离不开北京：学生在这里，稿件要在这里完成并出版，而组建家庭意味着要回到奥地利。“这会带来压力，会有暗示说我应该快回去，在一个安静、环境优美、舒服的地方养育孩子。”雷立柏说。
“您因此放弃一个家庭？”
“我在中国努力了20年，都是一个方向，就是传播拉丁语、古希腊语，这些西方古典文化在中国被忽略了。”
利玛窦是他精神上的朋友。这位当年被破例安葬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曾带给中国许多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另一层影响则来自他的父母。他们曾在非洲工作三年，这教会他应当有精神追求，在“枯燥的工作中坚持做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非常欣慰我做了被忽略的或是别人不能做的、处于边缘的事情，这是我的自豪。”顿了一会，他又说了一句中国俗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完就抿嘴，一串笑声。
雷立柏还有一个改造汉字的梦。他在白纸上写下“礻li3”，代表汉字“礼”。他的解释是，左半边保留汉字的偏旁，右半边标注拼音与音调，目的是“方便外国人学习汉字，使中国的文献和研究成果能够为世界熟知”。不要在雷立柏面前小瞧这个“创意”，因为他将其提到很高的高度：“不然，中国文化无法流入外国人的脑袋，中国的文献不被重视，这是中国的国耻。”或许这是因为他太热爱中国。他多次说，下辈子就是要当中国人。
雷立柏的这个提议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实际上，他与中国学界的交流并不多。在中国教西方古典语言的外国汉学家们也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小团体，大家并不知道有谁在做类似的事情。麦克雷曾经想过开一次会，将同行们召集在一起，但苦于没有经费，迟迟没有行动。
但无论如何，当撇开全局把目光聚集在雷立柏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被称为“坚持”的品质。麦克雷有一次和他排队等出租车，雷立柏很自然地就和身后一个男人攀谈起来，临走时还送了对方一本自己写的书。“我以为他认识那个男人，其实他并不认识，就送书给他。”麦克雷说。
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认为，雷立柏非常希望接受赠书的男人能认真阅读那本书。
（雷立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奥地利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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