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何帆：美国大选怎样影响中美经贸关系
主持人：钟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何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欧、美等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会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当下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事件，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现仍处在艰难的“进行时”中，在外贸、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等方面，也仍然承压。人们习惯用“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定势。目前美国大选透露出的保守右倾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会对美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每次美国大选，都会对美国国内政策有所影响。目前奥巴马正忙于为其总统生涯画上尽可能完美的句号，而两党总统候选人却还走在竞选的开端。从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热门候选人的演讲来看，他们（不论是谁）上位后，会如何修正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无可能重新增加财政刺激，或调整美联储候选人并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鸽派基调？这又可能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帆：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遇到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尽管今年美国经济走势较好，但仍面临增速低迷、劳动参与率较低等问题，并未真正复苏。
若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研发等的投资。这不仅能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势头，而且能够奠定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但这样的政策很难实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国内反对扩大公共支出的声音很大：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扩大公共支出就等于是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公众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非常担心，茶党更是反对一切增税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量化宽松政策需要逐步退出。但怎么退出，谁也没有良策。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于2018年任期结束，在这之前，围绕着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和任命的博弈将会非常激烈。
梅新育：就我所见，希拉里的政策多数只是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政策的修修补补；特朗普则希望对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动大手术。鉴于希拉里主张更多地干预国际事务，在国内更多维持福利，估计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问题会继续恶化。
从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宣示来看，我认为他倾向于主张压缩财政支出和赤字，方法是通过收缩海外存在、由盟国分担军事保护费等方法减少军费开支，减少逆向歧视性的福利开支，同时适度增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装备方面的投资。这些对美国经济应该是有好处的，长远看有助于其减少贸易赤字、提高储蓄率。而在货币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主张尚不十分清晰。
钟伟：尽管奥巴马已是跛脚总统，但美国仍运行在试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轨道上。目前，美国和环太平洋的TPP协议进展顺利，对欧洲的TTIP虽有波折却仍在不断推进。同时，WTO的多哈回合却仍命运多舛，前景不明。奥巴马表示，未来贸易规则应由美国书写。在两位看来，美国大选之后，会在全球贸易机制领域逐渐偏离WTO而转向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协定吗？这又会对全球贸易以及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帆：从目前情况来看，TPP能够顺利通过的概率只有50%左右。如果特朗普当选，TPP可能从此夭折；如果希拉里当选，她会推动TPP通过。但由于美国大选之后，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汇率波动。总体上看，全球化正在退潮。WTO谈判步履维艰，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也会出现顿挫，单边贸易政策会更为常见。这对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出口有可能遇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
梅新育：TPP目前确实在美国国内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竞选中所有主要竞选人全部公开反对TPP，包括曾经力推TPP的希拉里。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是排挤中国参与制定规则过程、排挤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此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而其他美国政治领导人则担忧，这会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更大，并进而影响美元汇率的稳定。
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尚且极力否定，更不要说TPP了。美国不可能退出WTO，但区域自贸协定是可以舍弃、修订的。如果特朗普上台，区域自贸协定进展势头可能会减缓，甚至停顿。
钟伟：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率先走上了量宽之路，目前已处于放弃量宽和加息的拐点。但欧美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滞后于美国。这是否会使得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更有干预之心？近期包括美国财长在内的一些政要，以及特朗普等人甚至用“掠夺性”来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两位觉得在美国大选的政治生态中，人民币汇率是否仍会成为敏感的靶标？
何帆：汇率问题一贯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国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购买中国产品的意愿程度，而由汇率影响的价格竞争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始终把汇率当作一个靶标。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害怕浮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害怕人民币过度浮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处于一种两难：既要求人民币更加市场化，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或许，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向一种更为稳定的汇率安排转变，但这需要重大的改革。
梅新育：大选期间，美国政治家肯定会更多地拿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汇率说事；同时，由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在货币政策不同步所导致的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中遭到巨大削弱，美国也就更有能力强迫其他经济体接受自己的要求。
钟伟：美国似乎在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领域存在一些不安全感。这也许和美国全球战略焦虑感有关。例如近期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就反恐和爱国法案等敏感问题，沙特甚至威胁说不排除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选项。同样，美国股市和债市也面临调整压力。两位觉得美国对自身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政策的调整，可能产生怎样的外溢效应？
何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恩怨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感到战线太长，希望有所收缩，于是更多地在中东地区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于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决策的独立性，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窥见端倪。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其国际收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走强，进口将会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的快慢、政治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都会影响到其财政收支政策。
梅新育：就理论而言，美国的政策调整努力方向应该是压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特朗普对此主张尤甚。据此，许多人担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可能会变得内向，并有损中国的出口。同时，某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路径，美国有些势力也企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扶植他们以抑制中国，侵蚀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换一个视角，如果美国经济变得相对内向，也意味着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要想复制中国的成功路径没那么容易了。同时，一个更加强调美国国内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朗普总统”，也意味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机会会更多。
关于美国与沙特的矛盾，如果沙特全面抛售其官方美元储备资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沙特自己的伤害都超过对美国的伤害，因为目前美方公布的沙特持有的美国债券仅为1168亿美元。
从1970年代起，美国自身在经济上对沙特的需求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沙特向美国提供稳定可靠的石油供给；沙特石油美元回流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目前美国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甚至将油气出口视为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一大增长点。另外，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初期，美国需要沙特等国石油美元回流以支持美元稳定的话，则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
钟伟：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有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甚至冲突。在过去，人们习惯于使用“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美中关系，但随着美国大选所折射出来的保守和孤立主义氛围，人们开始担心美中之间能否有效建立互信，管控冲突。在两位看来，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还存在哪些必须关注的风险点？
何帆：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梅新育：如果特朗普上台，中美之间政治摩擦会趋向降低，经济摩擦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但未必能持续多久。
审读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开篇他就明确提出，要“用目标来取代盲目，用战略来取代意识形态，用和平来取代混乱”；他强调，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可以猜测，如果未来进入“特朗普”时代，美国主动挑起的直接的对华意识形态摩擦的烈度将有望明显降低，中国与美国在实力基础上达成务实交易的概率也许会提高。但我们也不能把特朗普主张的美国在海外的有限收缩，等同于中国获得了在海外全面伸张影响力的机会。中国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要积极稳妥、谨言慎行。
钟伟：谢谢两位的参与。在两位看来，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经济政策延续目前奥巴马政府基调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么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可能更为内向和保守。两位都认为，未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宽松的可能性不大；而对目前奥巴马力推的TPP以及TTIP的前景，两位则都不看好。何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更谨慎地强调管控风险和危机，而梅教授则对特朗普主义的淡化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务实交往抱有一定的期待。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变局仍在演进之中，有待我们持续观察。
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