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敬教师节］精神与力量——第30个教师节的校园感怀

　　第30个教师节如约而至。当这个数字一年年增加，“教师”这两个字的分量在我们心中愈积愈重。

　　连日的秋雨洗礼了天空，也洗礼了心灵。走在雨后气清景明的校园，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轻轻舒一口长气，这清晨宁静的校园景致让人心绪万千……

　 　校园里，他们化身雕像

　　俞大绂先生雕像正对着初升的朝阳。他静静地坐在长椅上，深邃的眼睛，流露着思考。在他的膝上，厚厚的书卷抚于手下——在他丰富著作中，这是哪一部呢？也许是《植物病理学和真菌技术汇编》吧？

　　时光到流，在那个知识分子受迫害、挨批斗的年代。俞先生已届八旬，眼疾腿病缠身，看书走路都很困难。但他却拖着病躯在仓库里收拾出半间屋大的地方，把废弃的厕所当作实验室，一面写书，一面进行关于赤霉菌遗传、变异的研究。《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技术汇编（卷二）》1977年9月出版，这时距离《卷一》出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道路的另一侧，阳光从树林间穿过，光影在李连捷先生半身像上轻轻摇曳。恍惚间让人想起了那句话，“土壤的地质学派这顶帽子好像总是在他的头顶上晃来晃去，但是他并不自卑和气馁。”

　　那是一段尘封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以意识形态控制学术思想的风气流传到我国。李连捷先生成为被批判的土壤地质学派的“靶子”。但他坦诚直言“不能让伪科学理论继续支配着祖国的土壤科学”。

　　“文革”期间，他一家三口挤在单间里，度日艰难。可是学生却在他的小书架看到了英文版《土壤地质》。“您现在还在看这本书吗？”“为什么不看？土壤的地学基础是永远的！”他一生走遍祖国大江南北，80高龄时还坚持野外考察。行千里路，读万卷书，这也许是他坚持真理的底气所在和力量源泉。

　　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霞光满地。蔚蓝的天空下，两排挺立的毛白杨，默默注视着学子们匆匆脚步——静静的树影中，跃动的人影，仿佛是跳动的音符，光影变幻间，似乎奏响了又一天欢快、悠扬的乐曲。

　　路的那一头，辛德惠先生默默“倾听”着这光影变奏的乐章。

　　这尊由地方塑造的铜像连同基座共高2.7米，象征着辛德惠先生在曲周的27年岁月。就在旁边，曲周老百姓在另一块汉白玉石碑上篆刻了八个大字“改土治碱 造福曲周”。同样的汉白玉石碑也屹立在500公里外的曲周实验站，辛德惠先生长眠在那块石碑不远处的小树林里。

　　“辛教授跟我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睡草房喝苦水。大太阳底下，他的背晒得整个都是水泡。”如今，“老碱窝”张庄村老支书赵文已经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他会来到墓前回忆一起战天斗地的“苦日子”，“看到有这样的教授，能不尊敬、能不爱戴么？”

　　走过安静的旧教和土化楼，过几天这里又会书声朗朗。若干年前，老先生们站在这三尺讲台，放眼望去，也是一张张青春求知的面庞。

　　农学楼西，蔡旭先生静静地屹立在松柏枝旁，他的手中拄着拐杖，拿着帽子，遥望远方，他还在牵挂那一块实验地吗？

　　从美国学成归来，蔡旭先生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择——当老师，讲授作物育种学、麦作学，开展小麦育种科学研究。学校外迁陕北，蔡旭先生带病回北京休养。但离开了小麦育种，他简直无法生活。他拉着老伴把屋后那块半分荒地整理出来，又搞起了小麦育种试验。

　　1985年夏天，蔡旭先生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发烧谵语 “昌平、通县……小麦增产措施……”。他抱病撰写《加强育种良种繁育体系，把种子工作搞活》的报告。这份用最后生命完成的报告日期是“1985年11月7日”，一个月后他终于静静安息。

　　“给我一粒种子，我能改变整个世界。”往南，农学楼和玉米中心大楼的拐角处，另一位育种家李竞雄先生也许会有这样的豪情——他率领中国玉米育种专家成功地把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育种能力和水平30多年的差距缩短为10—15年。

　　李竞雄先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他学成归国，投身农业科研教育事业。他告诫弟子们说：“人生要有信念，要爱党、爱国、爱人民，有了信念才有动力，才能艰苦奋斗”——这份信念，让李竞雄先生和许多老一辈农大人一样，书写出恢宏多彩的事业篇章。

　　 记忆中，他们存驻人心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诗是教师的写照。我们身边的师者何曾不是“捧着一颗心来”，远去时，他们却永远留驻在我们心里。

　　那是2006年的初春，校医院输液室来了满头银发的老先生。 他戴着一幅眼镜，左手手背插着输液管，右手握着一支铅笔，在旁边椅背和大腿上架起的厚厚的书本上不停写写画画，旁若无人。一位耄耋老人这样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着实让人心灵震撼。

　　这位普通的老人，是曾德超先生。

　　“他大约不知道享受为何物”，有文章这样追忆：“曾先生口不臧否人物，偶有涉及，也是对上下钻营、追名逐利之辈的不以为然。”

　　那是2008年的初夏，汶川大地震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绿园小区里，一位98岁高龄的老先生在电视机前也是忧心忡忡。

　　几天后，他得知学校正在为地震灾区捐款时，他决定捐款支援灾区重建家园。看着这笔钱——有10元，有50元，有100元，每1000元用一个小包包着，10个小包1万元整——秘书知道这是老先生平时积攒下来给孙子结婚的钱。

　　这年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作物主产区遭遇了多年不遇的暴雪、冷冻灾害。冰雪灾害后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联合其他位教授紧急发出建议：“育苗移栽是解除暴灾后大田作物生产的有效措施”。

　　这位老人，是娄成后先生。

　　时间再倒流，1934年，在外国的实验室里，他正在做着敏感植物电生理与生物钟的研讨。这时的国内日军节节入侵，国土沦陷，民族灾难深重。“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这句话成了他回国的唯一理由。

　　解放初期，由于粮食匮乏，作物生产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当时研究的“植物感应性”课题被处于低潮。他没有放弃。他的执着坚持使得高等植物执行“神经—肌肉机理”的结构和表达都获得了依据，他带领着团队用实验响亮地回答了达尔文的猜想！

　　还有很多的农大师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忆起，他们高大的背影，永远存在我们深深的脑海里，不曾远去。

　　 在路上，他们精神指引

　　“记得在您书房的阳台上，还有一遛儿排开的南方小葱，旺盛地生长着，这是您用来做物质再分配实验的。您的生命和这些您热爱的生物同在，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2009年10月，娄成后先生远行而去，学生们在学校的论坛上这样谈论着。

　　“先生很忙，但一有时间就约我们去他家里聊天。这样可以了解各人的学习基础、兴趣和想法，同时也介绍国内外的学科发展情况。”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李连捷先生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我校土壤学专家林培教授回忆说：“恩师的教育模式对我影响很深，我带研究生时也是如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辛德惠先生的座右铭，开始我们觉得似乎有点‘讲大话’，当他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日记，才知道‘为人民服务’是他的心声。”郝晋珉教授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在曲周工作生活了十多年：“辛先生总是不断地教导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

　　“想想当年石先生、辛先生，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蹲在曲周农民的地里呢！”张福锁教授曾不只一次对团队师生们如是说。2009年，他带领着一批师生再一次扎根曲周，延续“曲周精神”，创建“科技小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高产高效创建活动提供科技支撑。

　　辛德惠先生的战友、石元春先生把40多年来几代农大人深入基层，聚焦民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服务民生的“曲周精神”总结成8个字——“责任、奉献、科学、为民”——这也是农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与具体体现。

　　“全校师生要学习曲周精神，弘扬曲周精神，践行曲周精神。”在2013年11月举行的“曲周精神宣讲会”上，党委书记姜沛民号召全校师生“学习老一代农大人身为民先、淡泊明志、乐于奉献的高尚品格；艰苦奋斗、贴近群众、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认真严谨、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锐意进取、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开创精神，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实践育人的执着追求。”

　　“我校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又一批新教师踏上这个神圣的岗位。柯炳生校长寄语这些“农大精神和品格的传承者”们：“低调务实，是我校的历史传统”，“担当使命，需要有一种自信精神。”

　　师魂永铸，风范长存。这是教师的精神支点和力量源泉，是教师内心的道德律令和头顶仰望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