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坐标中的大国抉择

——新中国留学工作纪实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4-12-12 杨桂青 黄金鲁克 张东

　　在世界坐标中，中国开放的大门“欢送”和“迎接”着来来往往的出国留学者和来华留学、归国者。他们的足迹串起了一个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印记，更谱写了一个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大国的华彩篇章。 

　　2014年1月16日，一封中南海的回信迅即传遍世界各国。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全体在德留学人员的回信，他在信中说：“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言简意赅，情真意切。今天的中国已非从前，在世界坐标中，开放的大门“欢送”和“迎接”着来来往往的出国留学者和来华留学、归国者。他们的足迹串起的是一个东方大国走向世界的印记，更谱写了一个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大国的华彩篇章。 

　　“师夷长技”早就镌刻在这个民族的教育词典里。 

　　从清政府派出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开始，利用国外的教育资源培养自己的尖端人才，一直被视为一个聪明的选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5年跋涉，数代人戮力，中国出国留学规模已稳居世界首位——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大踏步走出去

　　1978年至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306万人，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才匮乏，而出国留学是迅速培养各行各业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要手段。 

　　1950年9月6日，新中国第一批25名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起程，分别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同年12月28日，第二批10名公派留学生也奔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这35名留学生，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派遣留学生的先河。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极力阻挠。为了培养社会主义需要的大批管理和专业人才，并服务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外交需要，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等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3500多名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

  　　这是一次别具深意的接见。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是充满诗意的邀约。事实上，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的375名首批留学生时就说：“目前国家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 

　　“文革”期间，出国留学工作受到极大破坏。但历史偶然的错位，挡不住美好。1972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外长谢尔与中国外长姬鹏飞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为双方互派留学生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谢尔说：“我与会谈伙伴周恩来一起喝绿茶，不时给杯子里续上热水。让我惊奇的是，我们两位政治立场和背景迥异的政治家竟然可以进行如此开诚布公、近乎哲学意味的会谈。”当年，3个中国学生赴德国留学，如今这一数字已是约3万。 

　　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1978年。 

　　1978年夏天，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后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关闭10余年的国门再次敞开，一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涌向大洋彼岸。 

　　随后，邓小平在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会见时提出，送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普雷斯连夜接通美国总统卡特的电话，“当然可以！”卡特说，“他可以派10万人。”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在机场迎接他的不光有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还有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访美期间，中美将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 

      邓小平访美两年后，美籍华人吴瑞特意给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写信，建议举办“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考试项目”。 

　　很快，教育部决定招收60到70名研究生，分别安排在美国4所大学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并由美方提供奖学金。 

　　除美国外，中国积极开拓其他留学目的国。据教育部门统计，1978年9月至1981年底，中国共向50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0356名，大部分就读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1981年，第一场托福考试在中国举办，之后参考人数呈直线上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到了白热化阶段，托福考试报名要通宵排队。其间，出国留学补习机构、留学中介机构悄然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自费留学政策逐渐放开。1989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成立，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国家公费留学人员的选派和管理也步入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走出去”。 

　　统计显示，1978年至2013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306万人。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学专业集中于工科、理科、农业和军事等国家经济建设急需专业的公派留学。今天，留学生根据自己的志趣理想和国家需要，在不同领域奋力攀登。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目的国以美国、日本、英国等科技发达国家为主，到2013年，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搭好台引回来

　　我国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都有留学经历  

　　1950年8月，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不会忘记，“娃娃博士”邓稼先等100多名中国留美学者在它的承载下，经过24个昼夜的颠簸，迫不及待地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 

　　“年内至少争取1000人回国，重点放在美国。”1951年2月22日，周恩来审批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的《争取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报告》时指出。几年后，周恩来又指出：“1956年至少应争取1000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就这样，年轻的共和国，迎来了一批远渡重洋、应征而归的儿女。 

　　1956年，周恩来带着几经周折、冲破美国当局重重封锁的钱学森来到毛泽东主席的菊香书屋。“盼了你好久啰！……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说。为了钱学森的归来，周恩来总理、王炳南大使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 

　　据苗丹国著《出国留学六十年》一书记载，根据中国政府1950年12月的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已经就业的教授、学者或专门人才约5600多人。1949年8月至1954年底，陆续回国2000多人，1957年底陆续回国2000多人，形成第一次“归国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罗沛霖、黄昆等杰出科学家与教育家便在其中。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1位在这一时期回国。 

　　这些学成归来的栋梁之才，从零开始，搭建科研平台，组建科研队伍，全身心致力于国家急需的科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为了解除留学人员归国的顾虑，周恩来提出：对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数据显示，派出8414人，回来7324人，占87.05%。有专家欣喜地把这次回归称作第二次“回国潮”。30多年后，这批人中出了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级官员、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高级将领，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邹家华……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随着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迟归”，甚至“不归”。 

　　“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邓小平说。 

　　但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邓小平说。 

　　1992年，邓小平在一次谈到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问题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随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总方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出国留学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国家要给予重视和信任。” 

　　牛津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为祖国发展‘两弹一星’和发展高科技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一批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一代应当向他们学习，作出应有的贡献。”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近10年来一直保持高增长，第三次留学“回国潮”渐起声浪。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的接纳国。 

　　“在亿万中国人民前行的伟大征程上，广大留学人员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习近平说。 

　　邓中翰结束了中国集成线路“无芯”的历史，李彦宏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蔡蔚填补了新能源汽车电机系统的空白……在新闻、文化、影视和传媒等诸多行业，海归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服务留学回国人员，祖国的“后勤部长”们又商议着在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任职条件、工资水平、科研经费资助及住房、保险、探亲、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制定了优惠政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首创中国留学人才市场，首先设立留学人员档案管理中心，截至2014年，为65万多名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人员进行了学历学位认证。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春晖计划”……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大幅增加，2013年达35万人，是本世纪初的近30倍。 

　　“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施一公说。 

　　目前，我国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都有留学经历。

打开门迎进来

　　截至2013年，来华留学人员达到36万人次，生源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1950年到2013年，从3个国家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33人到36万人次。 

　　2014年，数字依然在延伸。美国“十万强计划”、澳大利亚“新科伦坡计划”、中日韩“亚洲校园计划”、“英国未来计划”、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继续或正在派出留学生前往同一个目的地——中国。

　　1950年11月30日清晨，一个帅气的洋小伙，带着游历未知世界的欣喜，从黑海之滨起飞，到达了万里之外的东海之滨，到清华大学递交了入学通知书。上面的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叫罗姆鲁斯·布杜拉。很快，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罗明。罗明正常的人生轨迹应该是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工人，但留学中国，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们来中国学习，是通过周恩来总理写给罗马尼亚总理的一封信而达成的协议。”罗明说。1950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首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交换留学生的建议。当年6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指出中国政府除同意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分别交换5名留学生外，还主动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提出各交换5名留学生的建议，得到上述国家的积极回应。 

　　当时的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面对西方种种封锁，新中国迫切需要开展教育对外交流。 

　　那一年，来华留学历史档案上刻下这么一个数字——33。 

　　为了迎接首批来华留学生，师资阵容“豪华”的汉语教学班在清华大学诞生——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兼任班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曾在美国担任过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助手的邓懿负责教学工作。这个班级名为“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是新中国史上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 

　　从1950年到1978年，新中国累计接收培养外国留学生12800名，全部由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留学生生源涵盖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 

　　1978年10月，中美双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明确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收中方500至700名学生学者，中方接收美方60名学生学者。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商学院研究生中心主任韩诚成为1979年第一批8名美国来华留学生之一。 

　　“36年前，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定了。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正在做论文的研究。毕业以后，我会在某一个美国大学当教授，找个美国老婆，生2.2个孩子（美国平均数）。”韩诚如此调侃自己。开始，他并没料到自己会在中国生活，并娶到一个中国媳妇，成为“中国通”。 

　　许多来华留学人员回国后成为所在国家政界、文化界、经济界和教育界的中坚力量，如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理马西莫夫毕业于武汉大学，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在中国从本科读到博士。据不完全统计，来华毕业生中已经有30多人先后在本国担任部长级职务，有近20位先后担任驻华大使，成为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吸引并熏陶着一波又一波优秀国外学生。 

　　从1990年到2000年，来华留学生不仅在数量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学历层次有了提高，来中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明显增多，所学专业覆盖了普通高校全部学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提升，到中国留学，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争取到2020年全国当年外国留学生人员数量达到50万，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来华留学，亦随之纳入国家意志，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配套而生。 

　　为适应来华留学事业发展，更好地吸引国外留学生，近年来，教育部公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让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感受到留学环境的优化。同时，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等持续发力，鼓励着更多人来华求学。

　　截至2013年，来华留学人员达到36万人次，生源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是我国新时期留学工作方针。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海外人才，开放的中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才。”这是一个大国走向世界的决心，更是海纳百川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