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首届上海女生吴靖回忆：1949年 百岁人生的转折点

　　吴靖（1911年—），生于天津吴家大院，现居于上海高邮路。祖父是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外公是“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严筱舫。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首届女生，后因嫁给清华的校友赵燕生而成为“赵四小姐”赵一荻的嫂子。

吴靖居所的桌上放着她不同时期的照片。 蒋迪雯 摄

　　我已经103岁啦，耳朵听不见了，视力还好，所以只能笔谈，中文、英文都行。人家问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我说，就是把不愉快的事忘记。所以你问我很多事情和细节，我都记不清了。记得什么说什么吧。

　　1949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就在那一年，我开始了全新的教书生活。我记得的愉快的事之一，就是后来在南洋模范中学用英文教学，孩子们都很喜欢。我还记得，1949年的时候，我和我丈夫赵燕生已经在上海生活了9年。1940年，我丈夫到上海工作，我也随他一起来，在我侄女的帮助下，在现在这个房子住下了，那时候与我的表姐住楼上楼下。我一住就是74年。

我开始工作了

　　1949年的上海，与我小时候的印象相比，变化还是蛮大的：建筑、街景，完全两样了……因为我小时候3岁到13岁就是在上海过的。自从我的外公严筱舫去世后，外婆身边没有小孩子，很寂寞，我爸妈就想着送一个孩子来上海陪伴外婆。因我的年龄合适，就选了我。那时候住在虹口的塘沽路（那时叫文监师路）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面，就属严家的房子最大。到了上海的第二年，我的大表哥生了个女儿，从此我便有了小我3岁的玩伴，我和她关系一直很好。我1940年来上海，房子也是她帮忙安排的。

　　我和丈夫1940年来上海，也是有原因的。当初西安事变爆发，日本人不知想捣什么鬼，到处找赵四。找不着赵四就找她的六哥、也就是我的丈夫赵燕生，他那时在北京中孚银行工作。所以后来我们为了安全，就来了上海。

　　1949年解放，对我们家的生活改变还是挺大的。我以前从没有想过我会教书。解放前，我没有工作过，平时就打打麻将、会会朋友。我最喜欢看英文小说，有位女作家出的每一本书我都看，看了差不多40本。你问我为什么英文这么好，因为我读中学的那个学校是美国人办的，那个学校英文很好。这也为我解放后在学校教英语打下基础，我后来在南洋模范中学用全英文教学，很受欢迎。

　　我丈夫赵燕生在1949年时还是上海清华同学会的总干事，也同时做银行的工作。当时，我们周围的朋友都称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因为他经常为上海的清华同学们奔忙，还邀请他们来家里开派对、吃夜宵。解放前夕，上海滩很多豪绅世族都想着离开上海，寻其他地方落户安家。同学会中的许多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人想去台湾、美国，有人则想去延安。

　　说说我和丈夫是怎么认识的吧。我以前和赵四都在天津的中西女中读书，比较要好，所以和赵燕生也很熟，经常一起玩，去香山、西山。读高一的那年，我看到报纸消息说是清华大学开始招女生，又因为赵燕生考上了清华，我看他平时就唱唱歌、跳跳舞，他都能考上清华，那清华一定很容易，所以我去天津教育局开了一个证明，和我姐姐，还有两个朋友，我们一起去试试。结果就我考上了，上了西洋文学专业。在清华，我和赵燕生相处出了感情，后来走到了一起。

　　不过，这之间，我还经历了一次逃婚。我母亲比较老式的，给我安排相亲。人家给介绍了上海一户人家，我去了，结果看见那家的母亲在抽大烟，就觉得这家不行，但母亲不肯。这种包办婚姻的形式太封建，我还是要自由，所以我就离家出走，自我解放，自由婚姻。

　　有人问，我逃婚是不是受赵四的影响。那倒不是。

　　1949年，我也一直和赵四通信的，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写了些互相思念的话，“想你”之类。在这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被关在宁波时，我去看过她。但后来就半个世纪都没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才在美国加州重逢了。重逢时聊了很多。她说我应该写点回忆录什么的，我说我不会写。

　　解放后，我丈夫空了下来。后来，我们俩因为都是清华毕业的，便被分到了中学当老师。在正式上岗之前，我们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培训。培训合格后，我便被分配到淮海路上的一所初中。我的丈夫被分配到中国中学教英文。到这个时候，我们夫妻俩的工作都稳定下来了，蛮忙的，常参加义务劳动。我们挺开心。

从没想过离开大陆

　　抗战胜利后，种种传闻使上海的许多有钱人纷纷出走。但我家没什么太大变化，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大陆。我反正跟着赵燕生一起。也有很多人来劝我们一起走。当时孙中山儿子孙科就曾动员过我们去台湾，但我们没去。

　　家族内，1948年11月20日，原本住我们家楼下的五姐一家去了台湾。五姐是我的表姐，她的丈夫徐振东那时是新华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还在上海的几个人就坐在一起召开了一次紧急家族会议。大家争论的焦点是留在上海还是远走异地。

　　后来有的先去了香港，并置下房产，一次次来信催振东他们到香港；而振东却收到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的来信，建议他回上海，因为振东是银行3位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才知道王志莘是进步人士，要振东回沪是共同努力避免国家资产流失，稳定金融市场，迎接上海和全国解放。

　　总之当时振东一家商量后决定回上海。一则考虑到搬去香港的大哥自家孩子多，在人地生疏的香港生活也不易，不想给大哥一家加重负担；二则是觉得台湾总是异乡客地，不是久留的地方，那时台湾也很落后，振东一家回来说，台湾的马路上都能看见牛车，而振东的老母亲也想叶落归根；三则振东觉得自己一向清清白白做人，本本分分经商，也只是一名领薪水的高级员工，而五姐更是一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百姓。

　　于是他们一家在1949年3月8日，又全家回来了，据说是搭乘一艘货船返回上海的，船上只有他们一家人。那时，距离上海解放还有两个月。

　　我的八妹吴佩珠回来的时间更巧。她是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1949年的5月26日，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因为当时我八妹的丈夫是中纺公司管理局的科级干部。小两口写信交流时，妹夫告诉佩珠，他在上海工作稳定，单位还给分了房子。我妹妹当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办事处工作，联合国粮农组织当时宣布将迁往曼谷，一起去的可以带着家属一起走，不愿去的可以直接辞职。我妹妹带着5岁的儿子，决定乘机回上海与亲人团聚。

　　当时因找不到民用客机，她和儿子是坐着运输机回来的，飞机上连椅子都没有。那时候大家都在往台湾、香港、美国这些地方跑，所以飞机上只有她和儿子两个人。

借房子给宋庆龄办托儿所

　　佩珠回到上海的那一天，我和丈夫去机场接他们母子俩。她觉得上海不像外面传言的那么乱，一切都很有序，井井有条，一点都不混乱。

　　因为回来的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所以佩珠对那天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她们家宿舍门口有解放军部队驻扎。解放军士兵穿得很整洁，干干净净的，很友善。有次，解放军士兵还去她家借脸盆、刀子等一些生活工具，后来都很守信地把东西还回来了。

　　我对上海解放前印象最深的也是解放军士兵。军队刚开进城来，很多士兵都没有地方住。傍晚，南京路上躺满了解放军。我们所住的弄堂里，有很多人家跑出来邀请解放军到家里住。这些士兵都很和气，礼貌地道谢，很有军纪。我的小儿子允皋才14岁，还是念初中的半大小子。他所在的初中，学校一直照常上课，并没有被打断。他和一些同学放学后骑自行车跑到街上去看，说看见一排排解放军士兵扛着三八枪，往吴淞那边走。

　　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突袭，上海即将解放前有一天全城实施了交通戒严。马路上有一些用沙袋堆成的小碉堡，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在家中可以听得见枪炮声。五姐夫振东那天也没法去上班，在家里走来走去的。

　　没想到，仅仅第二天，交通戒严就取消了，生活又恢复了秩序。

　　八妹吴佩珠自从回到上海后便住在澳门路中纺公司的高级职员宿舍。但因为刚来，认识的朋友不多，就常常来我家。后来在我家，她结识了妇联的人，常常一起去妇联开会。当时街道组织家庭访问，计划把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工作。他们了解到我八妹是大学毕业，有文化知识，便找到我八妹，参加妇联活动。

　　当时，宋庆龄女士想要办托儿所，但原有的场所并不大，想扩大。我八妹有一次去参加妇联活动，竟然发现托儿所旁边的伊犁路1号和3号两所房子都是我们家的祖产。因为房子空置，八妹就将房子租给了托儿所。当时签订了7年的合同，后来合同到期正好公私合营。

　　1949年时，业余生活还是挺丰富的。我和侄女组建过话剧团，我还记得曾经演过一个叫《甜姐儿》的中文话剧。我八妹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跳舞。她1949年来了上海以后，去参加了一个俄国人搞的合唱团。当时合唱团的老师是位苏联人，她就跟着老师学唱苏联歌。合唱团有二三十人，都是中国人。这个经历引发了她对俄文的兴趣，我八妹后来还去夜校念了2年的俄文。

　　总的说来，我的1949，既有分离，也有团聚；既有生活的波折，亦有崭新教书生活的开始。

　　（转自《解放日报》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