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郑水泉：“双一流”建设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之路
[编者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我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命题，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指明了目标和方向。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应当立足自身的校史校情与文化传统，梳理和总结办学经验，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双一流”建设路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烽火中诞生，其建设与发展历程始终与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期组稿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这一主题，从“双一流”建设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历史进程中的实践与运用、中国共产党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经验、陕北公学国防教育的经验启示与传承等方面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重要意义，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做出部署。此前，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以下简称“双一流”总体方案），明确了未来三、四十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要求、任务和保障措施。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大部署到建设“双一流”总体方案，均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指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一、关于高校建设“双一流”的标准问题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世界一流”的内涵和实质。
（一）要澄清两种关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建设“一流大学”就要以欧美大学为标准，向欧美大学看齐。实际上，“一流大学”的标准并非是西方世界的，不能简单笼统断言欧美大学模式就是中国大学努力的目标方向。有观点认为，建设“一流学科”主要是理工学科，人文学科没有可比性。我们认为，“一流学科”并非完全等同于理工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是建设“一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进一步明确“一流”的标准并非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的
有学者将其一分为二，分为学术性标准和实践性标准，将世界一流学科分为两个体系。其中，盎格鲁-北美体系传统上强调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重视学科的学术逻辑；欧洲大陆体系传统上强调国家需求、政府控制，重视学科的社会需求逻辑。虽然办大学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但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学科，标准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中国推进“双一流”建设，不仅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参照系，更要注意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国的学科建设，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必须要在环顾世界一流标准体系的同时，探索和逐渐确定中国学科自己的标准。这既是时代赋予高校的使命，也是中国大学建设一流、提升质量、服务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
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双一流”的必要性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核心是要把握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要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一）中国发展的经验呼唤人文社会科学进行阐释和总结
新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经济总量排名已跃居全球第二，国际上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人文社会科学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提供学理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实践成果既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经验。人文社会科学通过中国自身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和经验理论的系统性总结，一定可以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二）中国面临的课题亟须人文社会科学作出回应和解答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世界一流”是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些问题和挑战的解决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理论，而是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用中国理论来进行回应和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应当回应时代提出的要求，作出回答。
（三）世界秩序的重建需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承担责任和使命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到关键当口，面临着各种挑战，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参与规划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并给出治理建议和具体方案。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断增加，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功经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高校智库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2013年8月以来，中国人民大学连续举办3届研讨会，发布了全球首份G20智库共同声明，建立了全球首个“G20智库年会机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被认定为G20智库峰会（T20）牵头智库、“一带一路”常务理事。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从提出承办的意向，到主题的选择、会议方案的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全程参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创建“双一流”的可行性路径
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是统一的，“双一流”总体方案中有10处提到了“中国特色”。如何把“世界一流”与“中国特色”统一起来是创建“双一流”的重大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把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模式和经验与西方大学有益的管理方式和机制结合起来，把西方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中国本土的家国情怀结合起来，把学习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办好世界一流大学与办人民满意的大学、让大学惠及民众、造福社会结合起来，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道路。
（一）立足中国实际，回答解决中国问题
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是我们党亲手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至今一直保持的优良传统。1937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毕业生题词“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学校几代人践行这一传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国计民生。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公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前线，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合大学的学生直接参与土地革命，到田间地头做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学校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给农民读报纸、帮农民做生产计划等。学校教师与各有关业务部门建立各种联系，业务部门给予很多资料和实践机会，教师和学生则通过实践，形成了一批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当学习苏联的呼声压倒一切的时候，吴玉章校长强调“我们在领导思想上不但是强调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而且还强调系统地和密切地注意中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并从实际出发规定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各种教学制度等”。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在改革开放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坚持“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一根本原则，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服务，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双一流”总体方案中先后4次提及“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革命家吴玉章老校长曾表示，自己是以旧道德与新道德相结合坚强了操守。著名学者庞朴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中指出：“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大学作为培养未来人才、引领社会风气之地，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凝聚和形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问和学派，让有益的中华文化发挥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增进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深层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的问题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所埋下的深层次根源。因此，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培养未来接班人和为社会提供先进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创建“世界一流”时，一定要清醒认识当前的国情，深刻把握所处时代的特征，深刻把握转型期所带来的巨大冲突和矛盾的根源所在，深刻把握文化传统和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因为这些都是影响每一个中国人、影响中国人这个群体和整个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不容忽视的因子。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应通过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强化立德树人，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在21世纪初倡导国学，弘扬传统文化，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三）学人所长，创造性地借鉴和发展西方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
研究中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全世界和自身历史中去考察。大学治理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标准和模式，正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若完全照搬苏联大学的方法行不通一样，今天办大学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英美大学的管理模式。在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在有利于效率和公平的前提下，正如“双一流”总体方案中所提到的，探索吸收国外一些管理模式、激励机制、评价体系等具体方法和技术，引进一些业务素质强、道德操守好的师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创造性地进行应用和发展。当年我校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纠正教条主义的萌芽，反复强调“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创立了很多像教研室制度、习明纳尔等一样务实管用的方法。其中，“教研室”由成仿吾校长反复推敲得来，体现出集体教学、研究的意思。当时，我校教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克服语言障碍，充分发挥教研室集体力量改进教学方法，教师们讨论讲稿并互相听课。在讲课前组织讲稿讨论，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大体上统一讲授内容，弄清若干不够明确的问题。互相听课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艺术。这种教研室制度所包含的要求，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要像当年我校学习和实行教研室制度一样，把每一项制度研究明白、认真消化，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造和应用，做到中西古今融会贯通，抑扬取舍恰到好处。
套用西方理论的做法，之所以是简单粗暴的，是因为理论和现实之间并非是平面上的两点一线的关系。可行性路径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认知、理解和接纳的过程。要在各种西方大学的办学理论中进行选择，兼收并蓄，创造性地借鉴并发展出适应中国大学的理论。
（四）扎根于祖国和人民，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大学具有普遍的精神和属于每个国家民族的特质。中世纪大学的自治带有明显的反教会倾向，这种自治的传统在一些大学中一直保持至今。钱钟书先生说，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模仿。产生于宗教传统中的大学，仍有宗教精神的一些痕迹，比如，强调彼岸世界和精神世界，这种西方大学传统，与作为后起之秀秉承实用主义的美国大学一道，反而促成欧美大学在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达到巅峰。相比之下，中国传统上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更强调对家国和人际关系、个人修养的关照，至少在占封建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政治与学问，学者与官员一般是合二为一的。“学而优则仕”“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与“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这种传统之中，知识是工具而非目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学者和大学很少脱离和背离国家的需要，而是要切实担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当前，在我们国家现有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下，大学不会再像中世纪遗世独立的象牙塔拥有自己的特权。同样，我们的大学也与美国那种围绕资本运转和完全面向社会的实用主义大学不同。在前文中，在对我校校史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大学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大学有所差异的。中国大学有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既有来自中国古代文人和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方面的因素，也来自当下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和厚重期望。1978年，我校校友胡福明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20世纪90年代初陈锡添校友以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作出了贡献。从1986年“中南海讲法第一人”孙国华教授为胡耀邦等领导人讲授“马克思主义法的作用”开始，开启了我校教授为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的历史。进入21世纪后，学校先后有10余人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学校各种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无数次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的批示和肯定。可以说，我校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旗帜地位正是我校学者和校友这种“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精神的外在体现。
（五）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我校从建校开始，就确立了党对高校的领导体制。陕北公学时期，党团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是学校最高领导机构。华北联合大学的体制是党团（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与改造旧大学的过程中，并未立即在接管的大学中实行党的领导，1950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当时的大学实行的是校（院）长负责制。我校延续前身时期的体制，在成立之初即建立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1956年，我校的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被中央采纳作为高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我国高校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全面推行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特点也是优势，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保障机制。
当前，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是高校建设的根本目标。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我校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学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校。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几年中，我校学生中的革命干部与产业工人数量保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了增强工农干部与产业工人学习的便利，本科在不影响教学计划的原则下，在招生条件和具体教学措施上，尽量予以照顾；此外，特别设立了预科，以后又接办工农速成中学（后成为人大附中），作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分子进入高等学校的预备阶段。针对当时教育资源有限、社会需求大的实际情况，学校还探索创办了新中国的函授教育。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同时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大学的优越性，让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惠及百姓人家子女，这不但是社会主义大学的特质，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的优势。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我校的发展历史说明，在中国如果强调象牙塔和绝对真理，那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不但有曲高和寡之嫌，而且有可能有逃避责任和不愿直面现实去解决国家和人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嫌。能够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好，把中国问题说明白、阐释好的大学，能够为中国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学，就是中国一流的大学，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下，在各种外来理论的参照系中，植根自己的文化传统、回应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所甄别和取舍地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益方法和手段，在不断破解时代所提出的课题和克服矛盾的过程中踏踏实实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己的发展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周光礼.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N].光明日报，2016-02-16(13）.
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祝寿专栏.吴玉章同志答辞[N].新中华报，1940-1-24（4）.
（原文刊于《北京教育（德育）》2017年第7-8期合刊，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