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失而复得”的烈士证明信

　　通讯员 刘辰 唐茉

　　年逾古稀的马宇蒨老人，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接过这封“失而复得”的烈士证明信贴在胸口，嘴里轻念着“妈”，禁不住老泪纵横。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这一幕，发生在几天前的西城区椿树街道办事处。老人是该辖区烈属，那封证明信，是投身抗日英年早逝的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去年，民政部换发新烈属证，老人不得不将珍藏了70年的烈士证明信上交了，这才牵出了背后一段感人的抗战往事。得知这封信与众不同，街道工作人员在办理完新证后又协调相关部门要回了这封证明信，物归原主。

　　母亲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

　　马宇蒨老人今年72岁了。她的母亲陈如东烈士原名陈怀璟，192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18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同济大学前身）化学系，在校期间结交进步同学，积极参加抗日、革命活动。194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在新四军四师司令部任文化教员、淮北卫生学校任英文教员，后在华东军区卫生部任宣教干事。

　　在1946年执行任务中，陈如东烈士不幸染上了疟疾。当她准备就医时，看到卫生院里那么多等着救治的伤员，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陈如东牺牲后，当时的华东军区卫生部首长陈行庚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亲笔在带有“华东军区”抬头的信纸上为陈如东烈士写下证明，盖上了华东军区的长方形大红印章，并在信中委托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家属生活照顾。

　　烈士证明信视同生命珍藏

　　当时马宇蒨的父亲是一名新四军的指挥员，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无暇顾及她，她跟着祖父母一起生活，日子非常艰苦。但她们没有拿出这份证明去找当地政府要照顾，一方面是体谅当地革命政府的困难，不愿给组织添麻烦；另一方面是母亲牺牲时马宇蒨还不到三岁，无法记清母亲的模样，母亲也没给她留下什么遗物，这份证明成了组织对母亲一生的评价和她对母亲的永久记忆。

　　“每当我思念母亲时，就会把烈士证明信拿出来看看，跟母亲说说话。”马宇蒨说，“妈妈去世后，家里人常和我讲起妈妈投身革命的故事，她的事迹时刻激励着我坚强成长，努力奋进。”

　　马宇蒨老人1961年到1967年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研究，曾经负责和领导过多项空间粒子物理装置的研制和观测数据处理工作，开创了我国卫星空间高能天文观测，在载人航天空间天文项目中做出成绩。

　　特事特办证明信完璧奉还

　　“新中国成立后，我也一直没有拿着证明信去办烈属证，后来在一些旁证下确认了烈属身份。”马宇蒨说。

　　去年，民政部决定为名誉烈属换发烈属证，领新证的同时上交旧证。当老人来到椿树街道办理换证，她从一个大信封里拿出已保存了近70年的被塑封了的那份发黄的证明信，双手颤抖交到工作人员刘亚军手中，眼睛有些湿润。

　　工作人员看出了此份证明的与众不同，向老人询问情况。老人讲述了证明信的来历，表示虽然有太多的不舍，但愿意遵守上交的规定。老人走了，刘亚军望着老人有些失落远去的背影心情沉重了起来。

　　第二天一上班，刘亚军就和科里负责优抚工作的同事商量，想把老人那封珍贵的证明信再要回来。大家一起找有关部门反映、协调此事，并对此事的协调过程始终跟进。经过区民政局的协商，最终这份珍贵、特殊的烈士证明信留了下来。刘亚军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