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中国有人口学发展和研究的肥沃土壤”
编者按: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我校18位专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这18位专家分别是（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子今、王利明、冯惠玲、伊志宏、杨瑞龙、杨慧林、吴晓求、何家弘、张法、张成福、张雷声、陈雨露、袁卫、黄嘉树、喻国明、温铁军、翟振武、魏坚。他们在各自行业中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着指导博士研究生的丰富经验，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报特辟专栏展现他们投身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风貌和体悟。
翟振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口学基地主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全国公认的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人口问题的研究和治理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投身人口学教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翟振武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公认的创新性理论和观点，丰富了对于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党和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提供了政策咨询、建议和智力支持。
潜心人口学研究，十年一日
翟振武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后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了八年。他认为，这段经历对自己思想的成熟，眼界的开阔和意志的培养都是有好处的。“回首那段人生，都觉得是宝贵的经历，宝贵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翟振武成为第一批选派出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1984年获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到我校人口所工作，并于1989年获得我校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4年，翟振武在联合国开罗人口中心任教。在这样的学习和工作背景下，他不断开拓视野，在人口学领域刻苦钻研，专注于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翟振武主编的《现代人口分析技术》成为中国第一本高级人口分析方法方面的专业教材；主编的《人口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创建了完整的课程和教学体系，成为中国人口学教学和学科体系发展过程的一个里程碑，并因此获得第一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中，他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主编和参编了二十几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4次获得省部级一等奖，6次获得省部级二等奖。2005年，他获得中国人口学界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
坚持严谨调研，献计献策
“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虽然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这一点并坚持很不容易，研究社会科学，容易靠想当然来判断事物、理解事物。你单凭脑袋想，没有数据、没有证据是不行的。人口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一门科学。不能只谈几点看法，需要证据支持。”翟振武认为，只有脚踏实地地调研和掌握一手数据，才能真正了解情况，才有发言权。
他主持的“中国社会抚养费”的调研项目，所获结论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二胎生育间隔”等重大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中国政府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他还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中“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子课题负责人，“人口态势组”分报告撰写组负责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总报告参与者，直接为国家人口战略的重大决策提供了学术支持。
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终于落地。在延宕数年的研讨中，翟振武和我校人口研究团队，见证了这项新政背后凝聚着的辛劳和探索。
深入细致地分析数据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在此之前，是成千上万样本的数据采集。翟振武坚持严谨的调研态度，“仅国家卫计委牵头的研讨会就参加了几十场。可以说，方案写了无数。我们通过反复模拟来估测每一种方案的可能性，权衡各方案可能带来的利弊。”国外没有相关研究，也没有现成软件可供使用，研究团队就自己编写软件。从首席专家到青年学者，每个成员都曾彻夜坐守在计算机前分析数据，模拟方案。“单独二胎”政策经历了大量反复的调研论证过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思路和方案也逐步形成，这一策略也最终被国家采用。
翟振武及其团队还进行了“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监测，提交国家卫计委的参考报告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并作出批示。
培育后备人才，人生幸事
“时间过得快是一种乐趣。”对于人口学，翟振武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他坚信，“中国有人口领域方面的需求，为人口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翟振武全程参与了中国人口学第一届及之后历届本科生的教学培养工作，创造性地将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大量引入教学中，加快了我国人口学在技术方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速度。“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说乎。教书是一种乐趣，年轻人动作快，我们经验多一点，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教育能使整个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从事教育还是挺幸运的。”
在翟振武的辛勤指导下，一批年轻的人口学工作者走上了工作岗位，“总之，这个时代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希望学生们成为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栋梁之才。”
我校人口学研究不断推进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创办人口研究所开始，我校人口学研究保持运用定量分析技术的传统，通过广泛调研，对大量真实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与现实最契合的解决途径。
2007年开始，数家研究机构接受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委托，就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展开调研。长期致力于人口研究的翟振武教授团队成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2009年至2010年，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研究达到高峰阶段。翟振武教授团队通过反复模拟来估测各种方案的可能性，权衡各方案可能带来的利弊，以便在继续控制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兼顾改善人口结构，找到一个平衡点。
2011年4月26日，翟振武教授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提出了基本成型的人口政策调整建议，认为“单独二孩”是目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并能平稳过渡的政策。
2012年9月，我校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人口流动与发展研究平台成为中心相互依托的七大研究平台之一。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翟振武教授团队继续人口政策调整的研究。
“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人口研究团队对政策实施进行监测，提交国家卫计委的参考报告引起中央主要领导人重视并作出批示。
我国人口政策演变轨迹
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为完成在20世纪末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78年，中央下发《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即“开小口、堵大口”。
2002年9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双独二胎”政策由此在全国推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持续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性问题等开始显现。
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截至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2.0234亿人，比上年增加853万多人，占比接近总人口的15％，上升了0.6个百分点。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明确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和总体思路。
截至2014年底，“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落地一年后，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