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网]贾文山：中华文明转型的独特范式

【摘要】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

中华文明呈现波浪形或螺旋形的发展，经历多次衰落后又通过自我创新走向了多次辉煌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提出文明的“冲击-反应论”，他认为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上千年的稳定发展后，在19世纪遭遇到了西方文明极大的冲击。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充满活力的、强大的攻势下全面溃败，无论是政治、宗教、社会、文化都面临着解体与重构。这时西方成为了中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国处于被动反应的位置，不得不在西方的冲击下去追随西方的脚步，开启现代化的道路。在费正清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向型的大陆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化，大陆文化渐趋保守、衰落，而海洋文化充满生机、活力。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跨度放在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似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正是对这一段落后挨打的历史的最贴近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放眼现代和未来，甚至放眼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则未必如此。费正清和很多西方学者的论断是基于经典进化论的线性逻辑基础之上，他们几乎都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单向式的线性发展过程，正如任何生命都存在生命周期一样，文明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总是经历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亡期，就像佛教所说任何事物都要经历“生、住、异、灭”四个阶段一样。不可否认，这种“生命周期论”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妨假设它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是不同事物的生命周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算同一类事物的生命周期也可能不一样。一种商品或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在有限的时长内显而易见，但一种文化的生命周期就超出了一个人所能观察的范围。有些文明或文化在历史中彻底消失了，我们大可以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发现它“生、住、异、灭”的规律，但另一些文明或文化却一直延续，我们很难把握它将来的走势。

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的证据能够证明文明或文化的发展在整体过程中一定经历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倒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文明呈现波浪形或螺旋形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它可能由繁荣转向衰落，但是通过改革或创新之后，在另一历史阶段它又很快涅槃重生，由衰落转向繁荣。文明和文化最大的特性莫过于它可以通过内部或外部的创新来延长寿命，通过文明的转型来重新激发活力，正如一个人可以通过医疗保健延长寿命一样。自然，文化的延续比起人的寿命的延续来说更有可塑性。据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到的危机代表着华夏文明的整体衰落，这只能说明这种衰落和以前中华文化所经历的衰颓一样只是文化发展波浪中的某一段，甚至我们没有理由断定没落或衰亡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宿命。

我们并不打算否认中华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那一段衰落的历史，但这绝不是那个最终衰落的阶段，而只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一个我们不可忘记的历史阶段而已。事实证明，随后的中华文明又经历了新的转型。如果我们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就能发现衰落和繁荣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几起几落，经历多次衰落后又通过自我的创新走向了多次的辉煌。

中华文明三次大的转型改变了文明发展的方向，赋予了文明发展新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至少经过了三次大的转型，这些转型都改变了文明发展的方向，赋予了文明发展新的可能性。第一次大转型是秦灭六国之后，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建立，文化由多元的诸子百家争鸣走向文化的大一统，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文化基本上奠定了由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模式。自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开始与中国儒家、道家融合，它由初期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至隋唐时期文化融合的高潮，儒释道文化最终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华文明的第三次大转型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融合，用哲学家方克立的话来说，就是“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

在这三次大转型期间，中华文明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少数民族文化、其他外来宗教文化等，它们共同形塑着中华文化的轨迹，也让中华文明变得更具包容性、更具活力。可以说每一次文化转型都改变了不同文化内部的生态，那些本来趋于停滞或没落的文化在融入新的因素后又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例如，儒家在吸收了佛教思想后创造出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从而使得儒家具有了新的向度，这是学者们公认的事实。观察中国的三次纵深的文明转型，不难看出，后两次的文明转型都有外来文化的介入，而且这些外来文化在转型的前期都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但是最后这些外来文化都被中国化了，并最终构成了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儒释道的文明转型中，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刚刚传入中国后，不可避免地与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冲突，甚至一度被人们怀疑它可能威胁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生存，但融合自始至终是那个时代不可逆转的大势。在这种融合过程中，沟通、交流、对话是主旋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次现象，佛教的中国化（例如禅宗、天台宗等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表现）让它更适应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需要，儒家和道家也从佛教那里获得滋养，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吸收了新鲜血液，变得更具活力。

同样在近代以来，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被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也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所以，我们不妨两相对照，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一如当日印度佛教对儒道文化的冲击，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反应固然存在差异，但都基本遵循了外来文化中国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包容、对话、沟通、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些不同的文化在融合之后并不是凌乱地重叠在一起，而是有条不紊地分属于不同的功能分区。古代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修身”的文化分区；而近代以来，我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在政治领域，西方市场思想主要在经济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在生活领域发挥各自功能的文化格局。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考的视角，就不难发现费正清等西方学者主要是站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角度来看待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他们立于“文化中心论”的视角，这样中华文化的衰落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相反，正确的视角应该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西方文化尽管在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巨大冲击，表面看上去这是两种文化的对决（很多西方学者，如亨廷顿就是这样看），但是从大历史角度来看，这却是中华文明融合西方文明的又一次转型，正如当日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佛教文化的文明转型一样。

费正清那种切割历史的片面观点在亨廷顿那儿也有体现，在亨廷顿及其很多东方主义学者看来，不同文化是不同性质的、封闭的体系，文化由于价值、观念、信仰的不同，导致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似乎文化冲突是跨文化传播的本性一样。亨廷顿等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过于看重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和纯粹性，而忽视了融合也同样是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冲突和融合都是文化交流的两种方向，有些文化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固然以冲突为主，但是还有一些文化在某一历史时期却可能以融合为主。华夏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不过，内源性与外源性创新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它们总是同时进行的。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华夏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文明的转型。

中华文明日益开放，西方文明越来越保守和封闭；中华文明越发主动，西方文明反而越来越被动

反观西方文明，似乎变得越来越保守和封闭。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勾勒出西方文化的悲凉一幕，它认为西方文化虽然还活着，但其生命机制已经进入衰败阶段，走向了无可挽回的没落。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西方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的轴心集团组成，它们依据各自不同的原则运行，这种互不协调的、封闭的运行机制造成了文化与社会其他部分的脱节，也造成了社会的断裂。为了避免西方学者那种对文明发展的线性式判断，我们姑且不论西方文化将来会不会走出衰落，也不论它将来是不是更加包容和开放，至少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美国的川普现象、欧洲议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排斥等例子都说明西方文化日趋保守和内敛的特征。

反倒是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或许正是这种包容才给予了那些反对中华文化的人诸多口实，他们从文化纯正性的角度指出“当一种文化什么都是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是了”。然而，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当然，文化融合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在融合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的主体性，避免把融合变成他者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向世界声明文化主体性的声音就如洪钟大吕，“中国梦”的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都是这强音中的音符。一时之间，似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模式被颠倒了过来，中华文明越发主动，西方文明反而越来越被动了。

中华文明的转型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中华文明又将开启新的文明转型历程。由于互联网互联互通的性质，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更加畅通方便，人民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文化完全打破了地缘的壁垒，进而逐渐打破金元（资本）的垄断，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层交流平台。互联网时代文明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在点、线、面上可以展开更加深层而全方位的交流，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变得更容易、更频繁。第二，文明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壁垒，以及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壁垒必将一一打破。文化更容易进入其他层面，也更容易受其他层面影响。第三，文明转型的方向终将回归到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上来。在过去，文明转型的驱动力是政治、商业或军事力量，现今推动文化转型的力量则主要是科技。但不管是哪种驱动力都应该以人为本，应避免政治、商业、技术过度扩展对人形成的囚笼困境。

最后，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这种范式告诉我们：世界各国都应该在坚持本国文化的主体性基础之上积极与世界其他文化展开交流、对话，“文化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开放和全方位深度互动、互学和互鉴，在保持和丰富主体性的同时，还要具有杂糅的特质和更丰富的主体间性”。既要避免文化种族主义，又要避免文化霸权主义，那种以安全的名义行文化封闭之实，或者以开放的名义推行文化的同一化的做法都不是文化交流的正确途径。从中华文明转型所蕴含的经历来看，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既复杂又有趣的“加减乘除”齐头并进的过程,也是春蚕化蛹，生生不息的过程。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立敏对本文亦有贡献；原文刊载于2016-06-20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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