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谷曙光:文体系统与文体族群

17.05.2016  15:13

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各美其美”的不同文学体系,而中国古代文体学与西方文体学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巨大差异。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大文学”、“泛文学”、“杂文学”观念相匹配,中国古代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也特别丰富,具有复杂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的显著特色,呈现出一种立体交织的网状结构。

理一分殊”的文体系统

一国之文学错综复杂,尤其中国,每个朝代皆非单一文体,而是多种文体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从历时性角度来说,一个朝代的文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也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各种文体在系统中共存与协调发展,犹如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具备和谐、稳定的特征,其中的各物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自我调节和退化淘汰等复杂机制。推而比之,一个时代的文体系统正有类于此,其中的文体之间亦具有相资相生、相互竞争、相互融通的复杂关系。因此,从单一视角研究文体,可能是片面的、狭隘的,如果立足于“文体—系统—族群”,以多元角度观察考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文体运动的真实格局。以宋代为例,宋代文体系统的鲜明特色是良好的平衡性、包容性、贯通性,各种文体形成大小不一的族群,如散文、骈文、诗、词等,而各族群又处于一个大系统之中,相依存,通有无。任何族群或文体如果坚壁清野,不与其他族群或文体往来,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研讨中国古代文体系统,应特别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是文体之“”。文体的变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尤有特色,尤具意义。因此,考量文体和文体系统,切不可以“一潭死水”视之。古代文体具有开放性、伸缩性、模糊性的特征,研讨则应着眼于文体的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渐变与突变、成功之变与失败之变。如果画一幅动态的古代文体运行图,那文体系统就像流动的气象卫星云图一般,呈现出风云飘忽、变幻莫测的特点。

文体系统永远处于运动状态,并且不是平面运动,而是立体运动。新与旧、高与低、主与次,五方杂处,碰撞震荡。在文体系统中,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和边缘文体、后起文体,关系微妙复杂。相对而言,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影响边缘文体、后起文体是主要趋势,是常态;而边缘文体、后起文体虽能反作用于主流文体、较早文体,却无法实现同等的影响力。有时,多个文体间还有复杂的叠加效应和共振影响。譬如,在宋以后,一般而言,是循着“文→诗→词→曲”的方向施加影响力的。文可影响诗、词,诗可影响词,词可影响曲;反之,词却不宜影响诗、文,曲更是如此。因此,“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皆可;反之,“以词为文”、“以曲为诗”等,则不宜。

中国古代文体的系统及互相影响问题,可以从哲学上找到理论支撑。张岱年《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云:“宇宙可以说有一根本的原则,析言之,即:一、一切总为一大历程,在此大历程中之存在,有基本的,有衍生的。基本的可简名‘先’,衍生的可简名‘后’。后原于先,乃先之所生。二、后不但为先所生,而且其活动又受先所制约。”文体系统亦犹如一大历程,此中文体众多,虽共同震荡、相互影响,但这个“相互”绝非对等,往复的作用力实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这一规律,在研究文体系统和关系时,实应予以重视。

中国古代的文体系统,既有较模糊的总体事理,又有单一文体的规则要求。《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宋代理学“要点则在‘理一分殊’之说……(理学)所强调、所重视的是‘一理散为万殊,万殊又合为一理’”。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发展,亦有总有分,很大程度上印证、契合了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的学说。文体系统处于永不停歇的运动状态,诸文体新旧杂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总的运行趋势是新陈代谢,但各文体又有自身的小规律,而其间的震荡、平衡、嬗替、倾覆,实难一言而尽。

文体系统的复杂性,远超一般想象,这也加剧了研究的困难。具体表现为文体由许多层次的结构、现象所组成:从文体本身的语言、风格到规则、体制;从文体的基因、构造,到文体的独立成形,再到类似文体的族群、共同体……这一切构成了整个文体的系统。系统内的各层次都存在复杂的现象和机制,层次与层次之间亦错综交织,具有穿透力和渗透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个朝代的文体系统、文体关系,就需要顾识大局、辨别主次、理清头绪。

轻重有别的文体族群

在研究古代文体系统的同时,还可引入“族群”的概念。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有一个热门关键词——族群,这是港台学者翻译英文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时创造的新词汇。按照西方人类学的经典《族群与边界》(挪威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著),族群的概念在人类学中一般被用以指明一群人: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order)的不同种类。

笔者无力也无意于人类学上的族群研究,只是想将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这或许会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在古代的文体系统中,是否存在若干族群呢?答案是肯定的。诗歌、散文、骈文、小说、戏曲等是古代文体系统中较突出的几大族群,其中散文是最大的族群,它疆域最广、成员最多、势力最大。散文族群的成员包括书、启、表、论、策、序、传、记、碑、说、祭文、题跋等,当然,其中的某些文体也可以用骈文写作。

如果按照人类学的概念比附,一个文体族群能够成立并存在,需要具备几方面的条件。以古代的散文族群为例,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占据要津”,首先,因为这一族群生生不息,历史延续性和繁衍能力极佳;其次,散文族群中的成员共享基本的体式,即散体单行的结构形式,交流起来没有壁垒;再次,散文族群像一个共同体,成员间有充分的交流和互动的空间;最后,散文族群内部的各自独立性和相互间认同感较强。综合来看,不妨说散文是中国古代文体系统中生态环境、发展态势较好的族群。

在中国古代,散文始终是诸文体的基础。离开了散文,许多文体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就骈散论,先有散,后有骈,散始终是骈的底子,而骈是散的精炼和提纯。先秦、两汉是散文的天下,六朝至唐虽骈文称盛,但骈文的周围,始终笼罩着散文的巨大“阴影”。降及宋代,散文再度成为文体系统中的核心,并影响骈文转型为四六。宋以后,散文依然是中心,小说、戏曲的文体基础依然是散文。笔者认为,族群概念对于理解散文在古代文体系统中的重要位置是有帮助的。

首先,散文族群的疆界非常广阔,而且可以说边界都是一马平川之地,友好而不设防,故而最容易与其他族群发生关联和互动。与此相反,某些文体族群是“排外的”,也许并不是刻意排外,而是因为有的族群“个性”太突出、体式太独特,四周的边界或是险峻的高山,或是汪洋大海,或是不毛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族群想跟它接近、交流都不容易。其次,散文族群所采用的散体单行的结构形式,是最基础的文体体式,最容易与其他族群沟通交流。散文族群在文体系统中,得到其他族群的广泛认同,走遍世界无障碍。再次,散文族群又是一个强势族群,它在文体共同体中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最有权威。它的崛起和发展模式自然吸引其他族群,成为学习的典范。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诗歌和骈文族群,虽然在总体上不如散文族群的势力大、影响深,但在某一朝代,却也曾独领风骚,如六朝的骈文、唐朝的诗歌,都是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文体族群。

将文体系统和文体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是颇见新意的视角,它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体的复杂性、多元性和贯通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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