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王义桅：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国际社会常常将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提并论。这当然基本上是误导舆论，因为中国是自成体系的文明母体，自秦朝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国家，而德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实现统一，是基督新教国家。然而，就其冲破现有话语体系角度而言，两者还真有些类似。
反推德国崛起的历史，可能有助于跳出西方中心论逻辑。德国是先实现精神启蒙，而后实现政治立国的，政治立国也因精神立国而得以最终完成。在欧洲，“文明”是英、法等先进发达国家的专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在西欧文明史观之下，德国是一个半野蛮的地区，是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欧鼻息。文化自觉运动的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其实质则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海涅的《亚当一世》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
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德国人是在“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赫尔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在斯宾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此前就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而德语地区是新教发源地，因此德国崛起是引领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自然结果。
中国的斯宾格勒、韦伯在哪里？换言之，中国崛起如何开创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而不只是民族复兴？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对此做了初步探讨。然而，更多的问题有待回答。概括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词是复兴，三大问题待厘清：其一，复兴到何种程度算够？复兴之后还发展吗？不讲清楚中国持续发展是为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逻辑，亦即中国梦的合理性，无法让世人信服。其二，中国为何要复兴？不讲清楚为何复兴的中国才能包容西方，而非重复二元对立的悲剧，亦即中国梦的合法性，便无法让世界心悦诚服。其三，除了近代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外，西方国家本身要不要复兴呢？不讲清楚中国复兴了如何帮助他国复兴而回馈世界，亦即中国梦的合理目的性，无法让国际社会欣慰。
这说明，中国梦是在自立、自强基础上的自尊诉求，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寻求国内对未来发展前途的共识，同时打造新的国际身份，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依次承担以下三方面历史使命：一是正源，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复兴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中华原生文明是中国梦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是在复兴并超越五千年中华文明成就。二是正名，也就是解决中国为何要复兴的名分问题。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连续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上唯一世俗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终极目标是开创人类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三是正道，也就是中国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我们期待各国的复兴，回归人类正道。中国梦的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中国梦在吹响中华文明复兴号角的同时，也在开启全新世界梦的时代。
（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16年09月13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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