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墓旁飙歌惹人烦
酒吧街深夜仍十分喧闹。
陶然亭公园内有几处唱卡拉OK的。刘柏煊摄
“别人听歌唱歌是消夏，但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受罪。”近日，本报接到多位市民的来电，反映身边的噪音扰民问题。记者为此实地走访了几处居民区与居民区附近的公共场所，了解噪音污染情况。
陶然亭公园烈士墓旁
露天卡拉OK场面热闹
市民王先生近日向本报反映，露天卡拉OK已经成为陶然亭公园内最大的噪声源，而且有一群人唱歌恰好在高石烈士墓旁，有些不合时宜。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线索，8月24日，记者来到陶然亭公园。傍晚7点左右，记者从公园东门进入，循着音乐声来到榭湖桥附近。在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的情况下，两家露天卡拉OK已经摆开了阵势：一对大功率音响、一支麦克风是“基本配置”。看热闹的市民以演唱者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两家露天卡拉OK的歌声透过围观的人群，汇集成一片震耳的声响。
记者穿过榭湖桥，来到湖心岛，在“佳境”牌楼前找到了另一处露天卡拉OK。100平方米的小广场上设置了一面大幕布和一台投影仪，两只音响和点唱机、调音台架在幕布两侧，甚至有应急供电装备。一老一少两名男士正在轮番演唱经典老歌，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并不时报以叫好声。演唱者中年纪稍长男士告诉记者，他就是这个卡拉OK的组织者，只要不下雨，每天晚7点到9点半他都会来，已经坚持了数月之久。点歌5元一首，但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为了“图一乐”。高亢的歌声通过音响的功放向周边扩散，大幕布的光亮在夜幕中十分耀眼，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然而，在此处的西南方向5米开外，是高君宇及石评梅烈士墓所在地，是“北京市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在烈士墓的外围护栏上，挂着一块警示标语“还英烈一方净土 请保持一份安静”。记者问围观的市民，大都表示未注意到烈士墓。但有一些路过的居民表示，那些唱歌的人认为自己在消遣娱乐、活跃公园的文化氛围，但发出的音量太大，在别人耳朵里就是噪音。更何况是在烈士墓前大吵大闹，的确不够严肃。
后海酒吧街居民院
八十多岁老人跟着熬夜
8月25日晚10时许，正值后海酒吧街营业高峰时，家住附近的朴女士带领记者来到后海北沿，她说：“这是后海酒吧街晚上最热闹的一侧。”
记者以连接后海与前海的银锭桥为起点，一路沿后海北岸步行，发现多家为了招揽人气，酒吧门脸大都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点缀，并安排服务员在门口卖力吆喝。舞台上的表演在酒吧门口清楚可见，“声浪”不断向外扩散。
多数酒吧直接将音响设备摆在门口或挂到墙上，音乐声震耳欲聋。“哪家声音越大，就证明人气越旺，酒吧之间都在暗自较劲，所以形成恶性循环，噪音越来越大。”朴女士说。
朴女士与其他8户居民的家就在后海北沿1号院。由于南房早已被改造成门面，该居民院因此也被两家酒吧“半包围”。小院入口紧挨着其中一家酒吧大门，而厨房与南面的酒吧只有一墙之隔。“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有响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声音最大，唱摇滚乐的，开低音炮的，房间地板就咚咚地震。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最厉害，闹腾的时间开始更早，一般都到凌晨两三点才消停。”朴女士说，自从10多年前什刹海一带要发展酒吧街以来，噪音扰民的问题就一直存在，近5年来更是变本加厉。
为抵抗来自酒吧的噪音，居民大都将自家原本的木制窗户换成了隔音玻璃，但尽管门窗紧闭，记者在居民家中还能听到吵闹的音乐声。“这么大噪音，窗户压根儿没法开。” 住户赵先生说，院子里住的多是老年人，“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得跟着年轻人过夜生活，每天耗到一两点才能睡着。”
噪音治理靠劝阻
执法前脚走商家就复原
针对噪音扰民的问题，记者先后致电属地的公安、环保、城管、工商、公园管理等部门。得到的结论是，对于酒吧、KTV等经营性场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缺乏刚性约束力；而对于在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主要还是依靠市民自我约束。
西城公安分局的一名警官向记者表示，目前基层派出所执法的手段还是以劝导为主，但毕竟警力有限，无法全天候实施噪音监控，因此常常出现“执法人员前脚刚走，商家后脚就恢复原状”的情况，执法效果并不理想。记者追问为何不根据相关法规条例对商家进行处罚，该警官表示，处罚金额对于商家的营业收益来说微不足道，作用也就微乎其微。
陶然亭公园派出所的民警告诉记者，一般都不会对露天卡拉OK采取罚款等强制性手段，主要是考虑到公园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以劝代罚”是目前治理噪音问题的主要手段。
陶然亭公园管理处隶属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记者拨打了该中心的投诉电话，得到的回复是：由于缺少相关规定和执法资质，公园管理方面只能进行劝阻，但收效甚微。
除上述两个案例以外，本报还接到了来自朝阳区华侨城、石景山区金顶阳光等高层住宅区居民们的来电与留言，表示自己所住居民楼的周边广场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噪音扰民问题。居民们也曾多次通过电话举报、媒体曝光等多种渠道向多个有关部门进行反映，但是不同于建筑施工噪声、工业噪声等其他类型噪声，执法依据不明确、执法主体不清晰以及执法力度不到位等因素使得社会生活噪声的治理陷入困境。
本报记者 罗乔欣 通讯员 刘柏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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