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感慨：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

瞿秋白(1899―1935)，原名霜，28岁成为党的第三任最高领袖。他学识渊博，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怎么未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瞿秋白多才多艺，喜爱文学、文学评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同时精通俄文，翻译过多部俄文文学名著，还喜欢音乐，善吹箫，能唱昆曲。

　　瞿秋白渊博的知识源自于他酷爱读书，尤其喜欢和同学、朋友、同事共同研讨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父母都是读书人，早期受过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早在读常州府中学堂时，瞿秋白就喜欢和张太雷等好友谈论诗词、小说、篆刻、绘画。他曾对张太雷等同学说：“我看，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文学如孔子与《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的不同，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史学如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这足以从侧面证明瞿秋白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在遗嘱《多余的话》里说：“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

　　后来，家道败落，母亲因无力承担生活的重压，自杀而死。从此，一家人七零八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回忆说：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创刊。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负责撰稿和编辑，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新社会》《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