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王文：G20需要 “五年规划”
王文应邀去过土耳其四次，专业出身的他，每次都能强烈地感觉到国际金融秩序对人民币的不公。
在土耳其，美元兑土耳其里拉的比价大约是1：3，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兑换1个土耳其里拉大概需要人民币2元多。但实际上，在土耳其，你需要用3.5元多人民币，才能换一里拉。
“这说明人民币的价值和稳定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被低估了。要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真正的认可和肯定，正需要通过G20层面的协调才能解决，而这一次杭州G20峰会，一个重要讨论内容就是扩大SDR使用。”王文认为。
G20议题宏大，普通百姓不容易理解，像上面这样深入浅出的解读，正为当下所需。王文还是官方指定的“2016年G20智库会议(T20)共同牵头智库”的执行负责人，堪称“大脑中的大脑”；其所在的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连续四年承办了G20智库会议，超过1000位全球政要、智库学者受邀出席，出版了包括《2016:G20与中国》在内的11部G20研究著作。这样的积淀，让王文成为了G20最炙手可热的特约评论员之一。
王文告诉《新民周刊》，他眼中最核心的关键问题，一是G20的成果，另一个就是怎么让G20更有执行力。
《新民周刊》：您认为G20杭州峰会，将会给世人带来什么贡献？
王文：第一，G20以前更多地在讲“增长”与经济、金融的关系，而“发展”则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减贫或者社会、环境议题联系在一起。G20杭州峰会, 则把“可持续发展”置于核心，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记者注：即减贫、教育、饮水健康、公共卫生等七大类目标）作为G20的奋斗目标，而中国恰恰能够在这些领域提供丰富的经验,同时这也意味着大国有责任确认联合国确立的目标。
第二，从前20多个国家贸易部长沟通的平台，仅限于WTO，“多哈回合”谈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结果。中国开创了G20贸易部长“年度会晤机制化”，对于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过去全球之间的博弈，要么是战争，要么是经济战和贸易战。过去8年，各国走出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种周期性政策根本性缺陷就在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甚至以邻为壑，主要体现在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而G20杭州峰会将“结构性改革”纳入了议程，避免全球经济战，开创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篇章。
《新民周刊》：作为“国际顶层设计”，G20对普通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
王文：G20的成果将来会给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
比如，2016年首次纳入G20峰会议程的绿色金融，将会撬动国内约年均3000亿元绿色债券、超过1000亿元绿色保险、超过500亿元的绿色基金以及数以万亿元的绿色信贷，将会极大地促进国内绿色产业与环境生态。今年要推出的G20追逃追赃高级别原则，将让腐败分子在全球无处藏身。G20会制定创业行动计划，将一系列政策建议与具体实施方式运用到中国，会大大帮助国内的就业……
在金融议程中，最受瞩目的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尤其是各个大国对人民币即将在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决议再确认与再支持，将减轻中国人“钱袋子”的缩水压力，大大增加人们旅游、留学、海淘的便利，跨境投资也将更为便捷。据粗略估计，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每年至少能为中国贸易、老百姓出国消费额年均至少省下3000亿元的交易成本。
此外，G20峰会还将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等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这些都将降低老百姓持有人民币的风险，便于老百姓购买各国的理财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等等。
《新民周刊》：G20带来的“利好”让人怦然心动。但众所周知，由于G20各成员利益、经济结构和经济现状各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执行难成为一贯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来加强G20的执行力？
王文：G20的执行力，确实是目前G20机制的一个重要不足，土耳其政府G20协调人和德国政府G20协调人都强调，G20的“执行力”（Implementation）已成关键难题。
而在全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面，中国是执行力最强的G20国家：中国过去五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以上，过去30年中国使6亿人脱贫，占全球同期脱贫人数的90%。
中国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需要为全球治理做出顶层设计并拿出推进方案。而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就是中国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让更多措施能够得到执行。
当今世界上，坚持时间最长的增长战略，就是中国的“五年计划”了。已经实施了60年。
2016年，中国将开始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内容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城镇化、资源与环境、科技与教育、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文化、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治、民族、军事等十四大战略。中国还有各部门、各省、各市、各县的“十三五”规划，数以千计，自上而下，追求协调发展。
这一宏大规划经验，是值得设计G20“全球经济协调体系”时所参考的。
目前，G20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平台，就需要解决如何进行全球合作的常态化机制问题，并且在每五年进行量化目标的评估与执行上做文章。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通过建立情境模型的方法，得出了到2021年的可行性量化政策目标。比如G20在金融与投资方面，可否到2021年使全球GDP总量达到95万亿美元（按2015年美元价格计）。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融资6000亿美元。为保证这个目标，G20国家可建立“宏观政策外溢协调机制”，实行“全球金融市场合法性管道”项目，推进跨国PPP投融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功能进一步全球化等。除此之外，在劳动与就业、商务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都可以有一些量化目标。
《新民周刊》：五年计划是一种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形式，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如何？会不会有人认为它过于“中国特色”？
王文：G20本就是各国在面对共同问题时一项分享智慧、达成方案的有效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受惠于世界上的那些成功发展经验；现在，世界也可以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营养。正如邓小平先生30年前所说，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世界也应该有这种务实精神，无论是否是中国经验，能让世界更好发展，就是好经验。2016年是中国分享发展经验的起点，也应该是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发展经验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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