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行”
“角声吹彻梅花,胡云遥接秦霞。百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汉识牧羊旌节,阏氐上马琵琶。梦里身回云阙,觉来泪满天涯。”明代杨慎一曲《敦煌月》,穿越历史,道尽敦煌的悠远与沧桑。提及敦煌,总予人无限的遐想,身未至,心已远!我内心中有太多关于敦煌的疑问,敦煌的含义、藏经洞的秘密以及诸多与莫高窟有关的传奇故事…带着这些疑问,我翻开了《敦煌》(根据央视同名纪录片编著)一书,怀着虔诚的心情,开始了对敦煌的探索与发现之旅。
《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敦煌意为昌盛之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使者张骞出使大月氏,意图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不辱使命,历尽千辛万苦,先后两次被匈奴俘获而出逃,前后历时十三年,打通了中西交往的通道,河西走廊的历史意义,家喻户晓,张骞出使西域为汉夷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不仅开辟了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也使得敦煌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之地。书中并未详细介绍张骞出使西域的艰难,但是我们设想如果张骞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超越凡人的勇气和忠诚职守优良品质,也许就没有后来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敦煌也可能不会成为盛极一时的世界地标。作为读者,通过书本其实也是在聆听无数或卓越或平凡的历史人物在诉说自身与敦煌的命运故事。
敦煌又可释义为:“敦,大也,煌,光明也”。敦煌也可意为光明之城。而“光明之城”的由来,缘起于莫高窟的营造:公元366年,一位叫乐尊的僧人向西行游,途经敦煌鸣沙山时,因看见佛光,认为这是千佛露出真容,而决定在此驻足,于是他在莫高窟的东麓处凿洞窟坐禅、念经,就此开始他的修行。此后随着佛教文化盛行,一些供养人以另一种形式修行,比如奉献自己的资产,在此建造洞窟,雇人抄写佛经,建造佛像、雕刻壁画,以求平安祥和。洞窟中的壁画、雕刻艺术以及与之有关的虔诚信仰,无不体现人们对光明境界的向往,对真、善、美的追求。敦煌也被赋予了光明之意。
敦煌,这个河西走廊曾经的重镇,要塞之地,既被赋予昌盛亦寓意光明的城市。回到现代,敦煌早已褪去了当年的光彩,敦煌已成为一门“以藏经洞出土文献与莫高窟石窟内容和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代名词,无数考古及艺术研究人员到此科研探索,通过他们的工作,带我们一点一点揭开尘封于历史下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开辟他第一次冒险,他此次探险的来意,与藏经洞有关。藏经洞有许多未解之谜。藏经洞的经卷及史料来源何处?藏经洞的封闭的原因以及时间目前都还是个谜,谁能解开这个谜?何时解开,均有待于破译者的进一步研究。藏经洞被发现之初,发现者王圆箓道士并不知这些经卷的价值及用处,这也给斯坦因以可乘之机,他用200两银子就从王道士处购买了藏经洞内的经卷和书画。后法国考古学者伯希效仿也从王道士处买走了经卷…看完这部分,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宝藏怎可廉价出售给他国之人?王道士此举在史学家的评价中亦颇有争议,也许他的方式有偏颇,但他也是莫高窟的守护者,他用藏经洞的经卷史料兑换的银两维护莫高窟,在那清苦的岁月,用它能实现的方式履行自己职责,如果我们在天下太平、衣食无忧的历史维度,对王道士提出过高的期待未免有些强人所难。被买走的经卷历经辗转,最后在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展出,让西方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璀璨,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些经卷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宝藏,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
提及敦煌,不能不提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它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归功于无数的“无名的大师”。莫高窟窟内雕塑、壁画的创作因创作主体的出生年代、经历阅历等不同,对佛经的解读不同,对佛像塑造、壁画绘制等风格亦存在迥异。其中画师的清苦生平与其伟大的艺术成果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我触动颇深。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真正的创作主体,因卑微的出生,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在创作过程中也时常食不饱裹不暖,一天仅有两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新疆的馕而已。是什么让他们将有限的生命心甘情愿投入到漫长的创作中?我想应该是他们内心笃定的信仰!在超越世俗欲望的信仰指引下,清苦的创作成了毕生的修行,不仅照亮此生,同时也留给后人熠熠生辉的艺术珍宝。回到现代,也有同样的一群人,怀揣着心中的信仰,为了敦煌守望一生。如果说莫高窟是承载文化艺术的圣殿,那么那些甘愿寂寞与莫高窟相守一生的人就是圣殿的护航者。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大漠隐士段文杰,到敦煌女儿樊锦诗,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恪守自己最初的信仰,不负使命,与敦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敦煌倾注毕生的精力,守护敦煌,弘扬敦煌文化。
读罢此书,所思所感都汇聚成一段话:守信仰,修德行,成正果。
责任编辑:赵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