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腾霄：心系教育一世情
从延安时期起，张腾霄就一直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在人大师生的印象中，他一直是那位耿直爽朗、作风朴实、待人诚恳，受到敬重和爱戴的老书记。
战争时期，在炮火连天的严酷环境中和教学资源极度匮乏的艰苦条件下，他深切体会到革命和创业的艰辛；新中国成立后，他既目睹了教育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亲历了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在艰难复杂的教育实践中，张腾霄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从事教育的一生几经起伏，折射着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理论联系实际是 人大 的优良学风”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腾霄怀着抗日救国志愿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参加了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陕北公学第34队的学习。在这些革命的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知识和理论，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很快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开展干部教育与小学教育十分迫切。1939年7月，陕北公学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40年2月，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小学课本编辑室。张腾霄担任编辑室领导工作，带领大家编写了一套内容全新的边区小学课本，满足了根据地小学教育的需要。
在这套边区小学教材中，关于劳动观念、生产知识的内容占到全部课本的37%。在张腾霄看来，“无论教材本身价值有多大，如不合该年级儿童的实际能力或无法引起儿童之学习兴趣的，就不能采用”，“凡是编进教材的内容，应该是本学科最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结合实际生活的需要”。
他一直认为，教育要用理论来解释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并用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腾霄发表过数十篇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文章，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得到了老校长吴玉章、成仿吾的高度肯定，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避免教条主义，一要弄懂，二要联系中国实际。1954年4月，教育部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邀请全国财经、政法院校及综合大学代表参加，张腾霄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工作经验，得到了好评。
在组织协调教学工作时，张腾霄特别重视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他不仅强调学生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强调学生的生产实习或社会调查，并把它作为教学过程的主要部分来安排。他曾多次带领教师和学生做过社会调查，“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了一个河南信阳调查组，他作为调查组的领导成员，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不料因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没有“专”，为人民服务就是空的
在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的回忆中，张腾霄关于“又红又专”的一次讲话，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也影响了一代学者。
1961年，张腾霄得到平反，回校任哲学系主任。彼时，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郑文林和一些同学提前毕业，与一批毕业生一起分在哲学系教研室当助教。1962秋天，在一次教师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张腾霄对这些青年助教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业务，苦读书，讲好课，能写出有见解的论文、著作，指出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不久以后，随着“重提阶级斗争”的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被当成一个“事件”。他因为在哲学系走“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在“文革”中又再度受到批判。
然而这次讲话在青年教师中引起的震动也是持久的。“每次晚上回来，我看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郑文林说，当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助教方立天每周要去中国佛学院听佛经课，中哲史教研室助教张立文经常写论文向报刊投稿，教师团支部都给予了支持。
此后，方立天和张立文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方克立、郑杭生等著名学者也从教师团支部走出来。
校园里的“打杂”领导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张腾霄再次被迫离开学校。直到1978年复校后，他才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校园。复校初期的人大校园，教室里没一张桌椅，教师没住处，学生吃饭难……
张腾霄1979年3月担任副校长后，一刻不停地投入到学校重建和发展的工作中。“从兴趣和志向考虑，我很想腾出时间搞研究、做学问，但看到很多教师和学生连起码的教学和学习条件都保证不了，我不能熟视无睹。”
在成仿吾老校长的带领下，张腾霄多次为解决校舍“文革”期间被占用问题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到有关部委进行沟通协调，还带领后勤职工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证办学需要。
当时，学校有四五个学生食堂，较远的距离宿舍二里多地。有些学生怕走路费时间，就饿着肚子去上课。校党委决定在学生区建一座供四千学生用餐的大食堂，可是在请施工队时遇到了困难。张腾霄四处奔走，在市建委的协助下，终于请到一支技术水平较高的建筑队。学校为他出行安排了汽车，他却总是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工地，与施工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进度。他衣着朴素，谈吐直率，很长时间内，工人们竟不知道他是学校领导。
有人他这位“打杂”领导十分不解，他说，“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在延安市，就自己动手打土坯盖校舍。今天条件好多了，为什么就不能干了呢？”
张腾霄还常常亲自做思想工作，疏通渠道，绞尽脑汁地解决教师们的住房困难。80年代初，人民大学建成了十几幢宿舍楼，不少教职工搬进了新居。张腾霄住校外，一家三世同堂，居住条件十分拥挤。学校考虑他年纪大了，又主持全校日常工作，曾几次为他安排住房，他总是摇摇头说：“先让住房更困难的同志们住吧！我再等等。”
1983年6月，张腾霄任职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他排除各种干扰，力求坚持以教学为主，认为培养人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大计，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1983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八次党代会上，张腾霄代表校党委作报告，提出了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的战略任务，并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坚持科研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四化”建设服务等重点工作。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大学在改革开放时期继续保持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积淀着独具特色的办学传统和学术风范。
壮心未老，矢志不移
1985年，根据张腾霄的主动要求，他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顾问和校务委员会委员，把全部的心力倾注到了教育科研工作中。1987年3月，年过古稀的张腾霄再担重任，受原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纯才的约请，协助主持《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编写工作。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是“七五”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项目，董纯才在抱病主持编写工作研讨会时说：“张腾霄同志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后还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据地干部教育，也很有成绩。他的思想性强，自己是‘笔杆子’，身体也健康，所以让他具体负责编写工作是合适的。”
作为副主编，张腾霄组织课题组30多位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不仅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逐章逐句地审稿统稿，而且亲自撰写了十多章书稿。董纯才在写完全书的《结束语》后就住进了医院，是张腾霄将《结束语》最后修改定稿。董纯才看了《结束语》定稿后对张腾霄说：“你写的比我的稿子好啊。”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出版后，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书名，这本书被视为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此外，张腾霄还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并撰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弘扬革命根据地人民教育革命传统的论著，以及教育学、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
作为由革命根据地高级干部学校培养出来，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的教育家，张腾霄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及其在全国高校中的示范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在开拓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中作出了重要工作。如今，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依然保持着他的爽朗、朴实、严谨、诚恳，并用渊博学识和嘉言懿行鼓舞着无数青年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