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明：“我只是平凡的读书人”
编者按：张世明出生于风景秀丽的四川内江。在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由他历时十七年独撰而成的五卷本著作《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获得特等奖。谈到自己的为学经历，张世明把自己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更多地归因于人民大学的学术环境。“我曾经说过我这人做学问不怎么样，但是我遇见的一些老师都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留得下名字的。人民大学的工作氛围很好，我在这里做学问很自在。”
张世明，196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曾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年晋升为清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至2008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律系经济法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2008年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竞争法和税法研究所（慕尼黑）从事合作研究项目工作，2012年在德国不莱梅大学法律系从事客座教授研究工作，2013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中国法律史、民族学。
“获奖是一种射幸活动，如同摸彩票，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但并不代表一切。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书不是让作者永恒，而是让作者死亡。书一旦出版后，就意味着作者的退隐和读者的诞生。评说的权力在于读者。”在评价历时十七年独撰而成的五卷本著作《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时，张世明这样说道。
在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这部书以其在学术领域的前瞻性和开创性获得特等奖。全书约300万字，分为导论、边疆民族、军事战争、司法场域、经济开发五卷，围绕资源、法律制度与时空建构三者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积极探索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描绘了中国从1644年到1945年三个世纪的社会变迁画卷。
“我甘于成为‘书呆子’”
张世明出生于风景秀丽的四川内江。六岁时，他随母亲迁往甘肃高台，与大学毕业后就远赴边疆工作的父亲团聚。1983年，年仅16岁的张世明在高考中以全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我校历史系。
从历史系毕业后，张世明进入清史研究所继续深造。“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汉学的都去台湾‘中央’研究院，改革开放以后，一般就来清史研究所，如潮赴壑。”在导师的引领下，他迈入了藏学研究的门槛。
在清史所从事西藏经济史研究数年后，张世明认识到做学问不能“做半截子”，学术研究不仅要博古还要通今，于是决定报考我校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从我校法学院到弗莱堡大学法律系经济法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竞争法和税法研究所再回到我校法学院，他在经济法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得到了经济法学界国内外同行的认可。
置身于喧嚣躁动的转型时代，张世明选定学问之路，废寝忘食地坚持着科研工作。“当时有所谓的‘红道’（从政）、‘黄道’（经商）、‘黑道’（高校任教）之说，认为留在学校是最没有出息的。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马汝珩勉励我说，人能读书，即为有福。后来，我想既然自己也酷爱读书，就竭尽所能，吃点苦也是应该的。”
“生活上面尽量简易一点，学问上面尽量对自己严格一点。”张世明觉得家里的剩饭浪费可惜，经常从家里带饭，认为粗茶淡饭能使自己保持一种自适的生活方式，远离应酬繁琐，把有限的时间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思考和写作之中。“我不喜欢那种终日饭局，一边山珍海味，一边又靠减肥茶之类降血压的生活。在人民大学，别人认可你读书用功，不妨称你为‘读书种子’，别人拿你开涮，就把你视为‘书呆子’。我坦诚自甘于这种堕落为‘书呆子’的生活，这符合我自己的性情。”
“要对得起学术良心”
“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为己’‘为人’之辨，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做学问不是为了获奖，为了给人看，为了表演作秀。你要是做学问为了给别人看，那你肯定做不好。如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获奖固然可以高兴一阵，但关键还是能对得起学术良心而已。”张世明认真地说。
身处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张世明却是反“潮流”的。“做学问应该预流，而不能跟风，自己应该有点定力。从公元元年算起，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人满打满算百年的寿程，二十多代人，从中山靖王的金缕玉衣到目前的平板电脑之类我还搞不明白的高科技产品，的确世道沧桑。试观无数名人，都是在为一个世纪的生命长度而奋斗，但能熬到百岁人瑞者并不多。如果100岁为100分，大多数人能够取得在良以上的成绩就不错了。以百岁计，人生的天数也就是三万六千天。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在银行里算不得什么，而三万六千天的戋戋之数在生命的银行里用一天少一天。一个人碌碌如蚁，不如将全副精力投入到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之中。”时代需要的不一定是真正需要的，对于张世明来说，找准问题，以毕生之精力解决，然后在学术发展脉络中建立起一个不容绕过的形胜据点，这样，毕生的精力就有其价值所在。
“说实话，自己心里面在学术上要有个标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张世明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努力去做的。但是，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事情，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
为了纾解蓄积心中的困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张世明开始搜集资料、动笔撰写《法律、资源与时空构建：1644-1945年的中国》，十七个春秋，他为了这部五卷本著作的问世夙兴夜寐，寂寞自守，心无旁骛，笔记本键盘被敲坏、鼠标垫两年换一个、每天长时间手握鼠标造成腕关节的刺骨疼痛……“可以说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干这件事”。2012年，此书出版，其广度和深度给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治学近三十载，张世明认为，学者研究问题应该出自理论热情和现实关怀，而不是服务于理论之外的某些动机。“天下聪明特达的人太多了，我既然选择了做学问，就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人大有良好的学术环境”
海外访学的经历使张世明体会到国内外学术环境的差异。“美国大学里的终身教授制度就是为了把人养起来，使他没有竞争的压力，做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哈耶克就认为，终身教职如同终身大法官制度一样不可动摇，是学术高瞻远瞩和严谨性的必要保证。德国的法学教授只有1100人，但是德国法学兵团能在世界上纵横驰骋，令人叹服。这就不是靠考核考出来的。三年两年不出东西没问题，五年六年没成果也无妨，但九年十年没个像样的作品自己也没法在学术界混下去。这就是学术自我竞争约束机制。”在张世明看来，宽松的学术环境对于学者从容不迫地潜心修学很重要。
“我前一段时间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纯理论研究的柏拉图式的学院，不进行教学，专门致力于世界一流的研究，研究院的学者是一批与世隔绝、与世无争、不求短平快之辈，他们不知道浮躁是什么，可以完全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学术爱好，不论是哪个方向，也不管耗费多少时间。思考就是其唯一的使命。所以，这些地方的学者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非同凡响。”张世明说，良好的科研制度很重要但急不来，而制度就跟树的年轮似的需要一年一年地慢慢塑造。
张世明把自己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更多地归因于人民大学的学术环境。“我曾经说过我这人做学问不怎么样，但是我遇见的一些老师都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留得下名字的。人民大学的工作氛围很好，我在这里做学问很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