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闻教育研究新境界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柳斌杰

　　中国新闻史学会作为目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国家一级学术团体，由方汉奇教授等前辈学者于1989年创设，至今已走过了26年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在历届理事会辛勤工作和专家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学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和教学，也为新闻与传播学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从2014年11月起，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五届秘书处设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各位专家对清华大学的支持，感谢各位常务理事在去年换届选举中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投了信任票。近一年来，秘书处工作证明，在陈昌凤教授的带领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一届学会理事会在进一步拓展学术平台、凝聚学术力量、壮大学术队伍方面，在信息发布、国际化交流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发展，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从今年起，学会还创设了一个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学会奖”， 以鼓励和表彰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弘扬学术精神、加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提升学科的地位与教学水平。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项目已达1080多项，众多前辈与当代学者将生命与热情投入于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学会作为一个学界的重要共同体，在这方面作些努力还是大有可为的。昌凤教授是非常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在学院汇报工作时总不忘学会工作。她认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对凝聚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力量、提升教学与科研水平、加强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的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平台。今后我们学院会全力支持昌凤教授做好学会的工作，当好后盾，也希望各位理事继续支持和帮助她，共同把学会的事办好！

　　中国近代新闻业以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为标志，到今年已经整整200周年。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以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为标志，至今整整100周年。二百年来，中国新闻事业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血雨腥风、艰难前行，无数的新闻人、新闻事、新闻媒体用专业、甚至用生命书写了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篇章，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交辉，谱写了壮丽的交响曲。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教育，已经开展了近百年。随着世界各个领域的变化，以及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总体而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为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前景，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这些年经过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各方面正向更高层次上全面深入。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包括研究方法过于陈旧，教育理念亟待更新，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总体水平与国家新闻传播的总体战略还有一定的距离，仍需努力奋斗。

　　要大力发展新闻与传播教育，提高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科研水平，我以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在此提出来与专家学者讨论：

　　第一，要立足全局，从国家战略层面为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谋篇布局，注重发展趋势、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的研究。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全国“十三五”规划的建设，全国“十三五”规划我也参加了制订工作，其五年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百年梦，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领域是短板，是“十三五”发展的关键。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要融入到这个规划建设之中。要明确宏大的目标和任务，以长远的眼光探索国家新闻传播制度，完善我们教育与研究的基本制度。小平同志讲过，要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定下来，这里当然包括了教育、新闻、传播制度。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探索新闻传播治理体系。要立足学科实际，依据具备的条件、能力和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需要，明确我们新闻教育与科研的定位、体制和运行机制。要有建设世界一流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勇气和能力。

　　第二，要适应变化，把握传媒技术迅速发展与媒介融合的新形势，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定位、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考核评价标准。当前的大变局，使媒体实践和社会需求之间，正在出现更大的反差，早已存在的不适应变得更加严重。目前我们教育、业界都有些同志对传播业的变革还不够敏感。美国30多年前就把信息化列入传播教育，我们的大多数新闻教育单位的目标还定在“列宁时代”，主要是培养能写报导、会照相的新闻记者，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对新闻、传播教育的需求，专业认同低、学生很茫然。而我们的新闻教育和研究，既赶不上国际前沿，也体现不出中国特色。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新闻教育的方向、定位、体系、课程、方法，以未来融媒体人才的培养为目标，研究挑战性、前瞻性、突破性的问题，为新闻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要大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教育独立体系。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曾经最多的美国目前有480个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项目，而中国设有新闻传播教育的院校有637所，93所院校有硕士点，17所院校有一级博士点，1080多个教育项目，超过美国2倍多。但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大而不强也是现实。为此，要谋自强之策，不要老是跟着苏联、美国的模式爬行。当下，要立足融媒体传播的现实，在注重专业性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个性化、对象化、高端化精准传播，创新各个新闻院校的学科特色和教学方式，提升整个新闻、传播教育水平。要注重媒体创业的研究，加强媒体创新的教育与研究，促进产学研媒进一步合作。要注重媒介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打通新闻、传播学科与系统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之间的结合通道，加强文理工渗透性融合，发展交叉学科。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必须不断创新，要以创新研究新成果支持学科和传媒业发展。

　　第四，要坚定自信，维护学术尊严，开拓新闻传播教育新境界。由于西方国家新闻、传播的强势主导，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的变革，社会对舆论生态的焦虑，政府对新媒体引导能力的担忧以及人民群众自由表达、民主参与的更高期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承受着多方巨大的压力。于是，学校、老师、学生有许多茫然无措者。破局之策就是改革创新，坚定新闻教育的自信，维护学术尊严，开拓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境界。方向有六：

　　一是深入研究新闻传播学的原理，从人类的交往、交流、认识能力、知识积累和创造、思想文化扩散的规律等多方面进行学理性的发掘，把学科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停在工具论的宣传层面。

　　二是深入研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从文化史、技术史、世界史、交往史等角度丰富新闻传播史，总结口头传播和金石、简册、布帛、印刷技术、光电磁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等重大发明创造对人类新闻、传播事业的重大改变和影响，从中找到新闻规律、传播规律和走向未来的趋势，学会尊重规律。

　　三是深入研究新闻传播的理论。即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不能盲目地贴标签，因为它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面临的问题和对象都不一样。革命中面临的是专制统治下的书报检查制度，革命后则是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知情权、党的报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至于西方理论更是自成多派，难说有多少科学性。所以，我们有能力研究中国的特色理论，自立于世界学林。

　　四是深入研究学生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学习之后既有专业修养，也有专门能力，在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闻传播业实践上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比如，现在重点培养记者，而今天亿万新闻当事人就是消息源和“记者”，手机一拍一写就上了网，传遍天下。新闻学院给他们什么能力？恐怕必须要回答，否则办不下去。

　　五是深入研究传播技术，特别是革命性的技术影响。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这些根本颠覆了我们老一套新闻传播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封、堵、删”三个字是解决不了现有问题，要用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去应用。

　　六是深入研究新闻传播产业发展，因为这是现实的传播力。要密切关注和参与产业发展与产业融合，建立校企共同培育人才的新机制，把新闻传播产业做强做大，才能参与世界竞争。

　　注：本文为柳斌杰教授于10月25日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