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企业起诉城管遭要挟：“不撤诉就不给审批”

　　 是踢皮球？还是故意刁难？——一块广告牌审批神奇之旅折射“权力任性”

　　新华网杭州6月15日电（记者周竟）中央三令五申施行简政，方便百姓办事，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某些部门仍旧是“官爷”做派，有权任性，办事让群众反复等、跑，甚至故意设置门槛“卡”。

　　温州市民薛鹏飞向记者反映，他去年底向当地城管申请一块户外广告牌的设置许可，办事窗口承诺5日内给办结，但半年过去未办下来。这块小小的户外广告牌在多个部门之间遭遇“踢皮球”，既折射出当前群众在基层办事之难，也反映出一些部门“有权任性”的作风还需要进一步转变。

　　 承诺5天办结　结果一等6个月没个影儿

　　薛鹏飞在当地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去年他在市区租下某酒店的玻璃幕墙，准备设置广告位。

　　据了解，在温州市审批户外广告设置需由城管部门牵头会同规划、工商、交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参与进行市级“联审”。薛鹏飞的申请被列入2014年第三季度市区户外广告设置“布点方案”的联审。

　　2014年11月，薛鹏飞拿到了“联审意见”：拟同意通过联审，行政审批时应征求规划部门意见。12月12日，薛鹏飞向鹿城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办事窗口申请办理审批手续。窗口接单后，给了他一张5日内办结的承诺通知书。

　　当时，薛鹏飞赞叹当地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高。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离承诺期限过去了6个月，他的审批还没有个影儿。

　　“跑城管局都20多趟了，腿都跑断了，现在还没批下来！”由于迟迟没能批下来，薛鹏飞损失了一大笔租金，原先谈好的广告业务也吹了。

　　鹿城区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叶建文承认，他们至今未出具正式的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审批遭遇“踢皮球”，是谁之过？

　　鹿城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姜益祥表示，审批一直没下来的主要原因是，去年第三季度联审时，这个广告位的联审意见中，除了拟通过联审外还有一条，“行政审批时应征求规划部门意见”。

　　“我们向温州市规划局鹿城分局两次发函，但对方第一次回函只给了一个笼统的、原则性的意见，没有针对该广告项目提出具体意见。我们就再次发函征询意见。对方第二次回函称：这个项目‘不属于规划审批范畴’。这样，城管部门如果要给予批准，必须再走下一季度的第二次‘联审’程序，所以就一直拖下来了。”姜益祥说。

　　温州市规划局鹿城分局副局长陈宇表示，建筑物的外立面装修等项目属规划部门管理，而在外立面设置广告的审批职能在城管部门，规划局和这个不搭边。

　　温州市人大代表、资深法律人士余康杰说，审批的主体很清楚是鹿城城管局，既然联审结果已有“拟同意”的意见，规划局也明确表明此项目不属于他们管的书面意见，城管部门就应该顺理成章给当事人办理审批手续，不应该再找其他理由不批。

　　再次，就算按照城管的说法，要再次联审研究，那么也应该在今年一季度末的15日前即3月15日之前将该项目上报市城管局，将之列入下季度联审，为什么要拖到二季度才上报？这就人为拖了人家整整3个月。

　　“城管部门涉嫌违背了行政许可法，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可找。”余康杰认为。

　　 以行政审批权要挟？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这起“奇葩”的行政审批事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问题——当地城管部门涉嫌以行政审批权要挟。

　　2011年到2013年，温州进行大规模户外广告整治，全市范围内数千块广告牌被拆。2013年，温州市近百家广告企业认为强拆不合法，将当地参与强拆的城管部门告上了法庭。

　　薛鹏飞也起诉了鹿城区城管局，并在今年1月获得一审胜诉。

　　“鹿城城管局的相关管理人员几次和我表明态度，只有撤诉才能给我批新的广告位，不撤诉就不给批。甚至当我一审胜诉了，他们还这么说。一审都判下来，我怎么可能撤诉？这真的让人很难接受。”薛鹏飞说。

　　温州市广告协会户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苏忠鹏说，在他代理企业中的确很多人有和薛鹏飞一样的遭遇。一些企业不堪压力，为了获得新广告牌的审批，选择了撤诉。

　　温州市最大广告公司之一的温州珊瑚广告企划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小瑚表示，因为坚持诉讼，他们公司至今未能批得一块广告牌。“伤害太大了，但我们坚持诉讼，就是要讨一个说法。”朱小瑚说。

　　对此，姜益祥表示，他们的确动员过薛鹏飞和其他广告公司撤诉，但没有以此要挟审批，“可能是个别干部私下的做法，对此我们会进行调查，如果有这种问题存在，将严肃处理。”

　　不过，薛鹏飞提供的一份其与鹿城区城管局法制科科长杨某的谈话录音中，杨某提到“不撤诉就不给审批”的做法是局里统一安排。

　　据了解，温州市鹿城区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此事，他们表示若属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苏忠鹏说，广告主起诉城管部门，整个诉讼过程也很艰难。至今部分诉讼已审理完毕，部分还在审理中。在审理结束的案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获得了胜诉。

　　“出现温州这样的事件需要深入反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诗宗表示，这起个案背后是老百姓普遍的遭遇，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基层有关部门的官僚态度，对百姓需求漠不关心，随心所欲和有权任性；二是态度决定行为，有关部门为百姓办事时出现推诿扯皮、不作为现象依然在基层存在，亟待进一步改进。“不要让老百姓的小事变成久拖不决的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