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资协商仍有企业“不买账” 流于形式化

　　近日，北京市总工会组织召开推进民办学校集体协商工作现场会，表示将推动16个区县全部建立民办学校工会联合会，以促进工资集体协商的进行。

　　工资协商，在北京乃至全国早已不算新名词。2010年，北京宣布全面启动工资集体协商试点，今年市总工会又颁布了“新三年”计划。然而，“工资协商”是否能成为职工“议薪”、提升福利待遇的有效手段?

　　新京报记者发现，工资协商目前仍存在企业“不买账”、协商流于表面和形式化、劳方谈判能力和条件不足等多重困局。为此，北京今年已将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纳入立法计划，年内有望完成起草。与此同时，为工资协商“提质”也成为市总工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市总工会表示，在协商过程中，工资协商指导员必须全程参与，职工代表要签字，全程要有记录、照相等。如果协商不合标准，将由上级工会责令整改。

　　现状

　　9万企业已协商 部分“仍不买账”

　　刚进门谈了一会儿，老板李涛(化名)便“啪”一声拍响了桌子。“每年都要跟员工商量涨工资?照你这么搞，我今年盈利，明年亏损，后年就得倒闭!”

　　曲福生努力保持的一脸微笑，顿时变成了苦笑。

　　这天，工资协商指导员曲福生前往朝外一家卖机票的私企，“游说”工资协商。作为专职指导员，他们由北京市总工会从企业财务、人力、劳资等退休人员中聘请，主要负责到百人以上企业推动工资协商。

　　“这些指导员下到企业，一个一个攻，向企业介绍工资协商的法律依据，以及给职工带来的好处等。”市总工会权益部部长司健介绍。

　　2010年，北京宣布全面启动工资协商试点。次年，北京市政府关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等文件中，亦对工资协商提出明确要求，将其写入北京“十二五”规划，列为重点改革任务中的主要内容。

　　按照意见，工资协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效益与职工工资挂钩，通过劳资双方平等协商，使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

　　在北京历时5年的工资协商全面试点后，据市总工会统计，截至2014年，北京市通过协商签订工资专项协议1.67万份，覆盖企业9.16万家，职工243万人，工资协商建制率达到80%。

　　不过，仍有许多企业对工资协商“不买账”。司健也坦承，工资协商推进起来“非常艰难，而且越来越难”。

　　推进

　　今年开啃“硬骨头” 分行业推进协商

　　不少老板认为，“工资协商”是在给企业经营者单方施压，逼迫老板涨工资。

　　“如果企业不盈利或亏损，我们也可以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甚至降低工资。”在李涛的办公室里，曲福生详细地给这名中年老板“上课”。

　　20分钟后，李涛的态度和缓了，喊来秘书给曲福生倒水。对于“工资协商”，他同意了在自己的企业试行。

　　司健介绍，经过几年努力，工会在企业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职工通过协商了解企业的发展，也开始掌握了决定自己报酬的发言权。“职工不是想涨多少涨多少，而企业也要兑现涨薪承诺。”

　　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工资协商也“帮了忙”。

　　去年，在朝阳区一家建筑企业，党委书记李忠国(化名)吐槽说单位留不住人。曲福生了解后，发现该企业工资在行业里属中等偏下水准。

　　曲福生当即表示，工资协商能助力企业的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想企业得到发展，个人也得到实惠。你不能让员工在别的企业拿五千，你这儿三千。”

　　谈了一个半小时，李忠国把曲福生送上电梯前说了句：听您的。

　　“涨工资增加职工的积极性，反而对企业效益提高有好处。”司健介绍，市总工会先从企业工会建制较好、管理者认识比较到位的百人以上企业入手，先易后难地开展协商。而对于一些小企业，则从行业协会层面组织协商。至今，北京已在建筑、商贸、旅游、家政等43个行业开展行业协商，制定行业工资标准和增长机制。

　　“今年开始，行业协商要‘啃硬骨头’，目前正在推动清洁行业建立工会，民办学校要提升到市一级层面。”司健说。

　　困境

　　协商不具强制力 对不协商无罚则

　　北京市工资协商开展至今，协商过程、协议文本不规范，签订的工资合同难落实等问题不断暴露。

　　“只要是真正协商，涨一块钱也是协商的结果，关键是协商的过程。”司健坦言，由于职工的谈判能力问题，使得一些协商流于形式。

　　张阳(化名)是一家国营饭店的工会主席。他所在的饭店自2012年起开始工资协商，至今开了3次协商会，只涨了一次工资。“我们每年开会，企业老总讲完话，财务部门把当年的报表念一遍，涨不涨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张阳说，领导在场时，职工不敢说话，每年开会都得领导走了之后，职工才开始说上几句话。“饭店的职工代表，比如大厨、洗碗工，他们连报表都听不懂，怎么谈?”

　　由于一线劳动者对谈判的参与机会不够、能力不足，在曲福生看来，目前多数企业工资协商的开展程度，主要依靠老板的觉悟、工会主席的“斡旋能力”。

　　而推动工资协商的一个关键角色——工会主席，在企业中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曲福生说，目前许多企业的工会主席都是部门经理兼任，他们既要替职工说话，但又不能得罪老板。

　　一开展了工资协商的企业工会主席私下告诉曲福生，协商出的工资“涨幅”都是跟老板商量好的，老板同意涨多少，合同文本就写成多少。“假如我真按你要求的程序走，我今天组织职工跟老板开会，明天我自己就被开了。”

　　除了工会主席的个人能力，北京目前对工资协商的推动，主要还是依靠工会组织层层下达“任务指标”。每年，北京各街乡都要召开工资协商推进大会，将企业管理者和工会主席聚集在一起，当做“任务”布置下去。

　　造成这种“能拖就拖”的局面，主要源于国家现有法律法规中，未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进行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对企业拒不协商的行为，也无罚则。

　　《劳动法》第33条中载明：“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一位参加工资协商推动会的负责人曾解释称，“可以”就是“应当”的意思，具有强制性。

　　不过，现实中，一些企业的法律顾问则将其理解为选择性条款。“企业拒不协商，我们没有办法。”曲福生遇到的一些外企会拿出法条，直接将他驳回。

　　司健表示，对不愿意开展工资协商的企业，目前只能约谈管理人员。

　　解局

　　立法正进行调研 年内有望起草完成

　　针对工资协商遇到的法律困境，今年1月召开的北京政协会议上，工会界委员、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王玉英再次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北京市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的建议》，建议通过立法解决企业拒绝或拖延工资协商的问题。

　　对此，北京市法制办近日表示，《工资集体协商规定》已纳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将由市人力社保局负责起草。

　　针对该规定的起草进度，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已经进入立法调研阶段，希望能够在年内完成。据其介绍，规定的立法将借鉴外省市经验，并进行风险评估。

　　被问及规定是否会对企业工资协商进行强制性要求，对拒不协商的企业是否有硬性惩罚措施，这位负责人表示，因上位法中未作强制规定，地方条例在这一点上可能不会太过“强硬”。

　　与此同时，市总工会今年也将致力于规范提升工资协商“质量”。

　　按照市总工会发布的《深入推进集体协商行动计划(2015-2018)》，工资协商不仅是简单“签个合同”，对于职工代表产生过程及构成、协商诉求及结果、职代会讨论决定过程及决议、职工知晓率测评等，均要求记录在案。

　　司健介绍，在协商过程中，工资协商指导员必须全程参与，职工代表要签字，全程要有记录、照相等。如果协商不合标准，将由上级工会责令整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温薷 吴为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