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之美与其他：一个中国生态主义者的瑞士之旅
2014年10月11日清晨六点，苏黎世国际机场宽阔的大厅里熙熙攘攘，刚办完入境手续的我随着人群缓缓行进。在这个超级鸟巢的出口处，辗转找到了前来接机的中国留学生。坐在开往市区的公共电车上，天色逐渐变得明亮，晨曦下极富特色的瑞士风貌依次展开。多年来作为一个生态主义者，经常在地球村中行走的我已经习惯了国际化的语境，熟谙融入当地生活的技艺：投入到差异之中，参与差异的游戏，享受差异带来的快乐。
对于热爱差异的人来说，瑞士是个理想的目的地。面积不过4万多平方公里，但汇聚了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莱茵河、1000多个湖泊。只有800万人，却分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语4个大区，拥有多元的文化形貌。除了4种基本语言外，你在大学、商业区、书店里经常可以听见英语乃至汉语、韩语、俄语。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微缩的联合国随时会诞生。在这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里，人们已经习惯了差异的存在。正是得益于这种多元的文化语境，我才有机会到苏黎世大学东亚学院讲课。
苏黎世大学成立于1833年，培养出爱因斯坦、薛定谔、威廉·伦琴等12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这样的著名学府中，1968年组建的东亚学院并不算声名显赫。不过，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来说，它却因拥有瑞士最大的汉学中心而独具吸引力。其中，由洪安瑞教授（Andrea Riemenschnitter）领衔的汉学研究团队是个多元的共同体：成员分别来自德国、俄罗斯、瑞士、波兰、中国（大陆和香港），可以时刻展开不同文化主体的对话。他们既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化、思想，又密切注视中国文化的当下动态。出于对差异的尊重，他们关注的对象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传统与先锋。其中也包括中国正在崛起的生态文化。出版过《生态批评》的我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两年前，我突然接到来自苏黎世大学东亚中心的电子邮件，信中提到我对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研究获得了洪安瑞教授的关注，后者希望能邀请我去讲学。对于这样的邀请，我并不感到陌生。2002年，一封来自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的电子邮件促成了我的首次国际出访。此后，同样的学术因缘将我带到了英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些不同地域的大学里，我分别用汉语和英语介绍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由于这些经历，著名旅美学者王治河幽默地称我为“中国生态文化大使”。
经过复杂的程序，我终于抵达了坐落于绿树丛中的苏黎世大学，走进东亚学院淡黄色的小楼。在这座朴素的建筑内，我见到了洪安瑞教授领衔的团队，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界的熟悉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当我随机提到鲁枢元教授以及一些作家和学者的名字时，他们的脸上常常露出会意的微笑。不过，这不意味着他们同样熟谙中国生态文化。洪安瑞教授写过题为《当代文学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的论文，注重对作品(如余华和贾平凹的小说)进行生态分析，但其他成员则各有各的研究志趣。譬如，熟悉鲁枢元教授的那位学者是德里达的粉丝，专门研究后者的幽灵概念，写过《陶渊明的幽灵》的鲁老师因此被纳入她的搜索范围；当我提及鲁枢元老师在汉语生态文化界的鼎鼎大名，她坦承自己并不知情。根据这种情况，我决定全面介绍中国生态文化，不仅讲理论，而且涉及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既重视名家和主流作品，又推出草根人物和边缘文本；总之，要在总结共性的同时敞开差异。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所有的讲义都同时具有英语和汉语两种形式。准备工作漫长而艰辛，好在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前辈和朋友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程相占教授专门寄来了他与伯林特等西方名家合写的双语专著。王治河先生提供了他有关生态后现代的最新论述。于坚、马永波、阿红（侯良学）、姜长荣等人则提供了自己诗作的英语译文。由于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我的讲义最终成形为多元共生的语言联邦。
讲座和随后的工作了持续三天，我的思路也辗转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间。学生的人数不算多，但来自德国、瑞士、俄罗斯、以色列、波兰和中国，具有多元化的人文背景。他们提出的问题时常具有挑战性。为了做出响应，为师者必须时刻进入对话模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差异之旅。它使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张力。
在我的讲座中，差异原则化身为文字和声音：从中国早期生态论文的作者陈封怀先生到1979年发表《论“生态危机”》的唐仲篪和夏伟生教授，再到当下活跃的生态学者曾繁仁、余谋昌、鲁枢元、王诺、程相占、宋丽丽、胡志红、刘蓓、韦清崎；由白居易到冰心、陈大白、闻一多，再到牛汉、徐刚、于沙、吉狄马加、马永波、华海、阿红（侯良学）、姜长荣等众多生态诗人；凡为守护生命尽过力的写作者，都在我的讲座中汇聚，都属于我心目中的绿色家族。
在没有其它安排的情况下，洪安瑞教授都会出现在讲座现场，边听边认真地做笔记。头发半白的她来自德国，思路也体现了日耳曼式的严谨，喜欢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作为德里达哲学的爱好者，她尤其喜欢强调差异原则。有一次，我不小心说出了“不足”之类字句，立刻激起了她论战的兴趣：“应该说差异。不足是等级主义的表述，暗示某些事物处于较低的位置”。不过，在随后的午餐讨论中，思路严谨的她也开始谈到“五四文学的局限”。这为我提供了论辩的机会：“既然只存在差异，又怎能谈论局限呢？”她后退一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话的。”闻听此言，我笑而不语。
事实上，差异原则需要更具体的支撑。万物共生的根本方式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征服，而是主体间的交流－博弈－共生。出于这样的认知，我把讲座的名称定为《主体间性与生态文化》。在讲生态文学时，我列举了冰心发表于1921年的诗《繁星》中的一段：
花儿低低地对看花的人说
少顾念我罢
我的朋友!
让我自己安静着
开放着
你们的爱
是我的烦扰！
与咏物诗中的客体不同，冰心的“花”不是人类内心情感的隐喻。它是独立的个体，需要自己的空间。于是，沉默的自然开始说话。它向人类发出呼唤，要求人类响应。在冰心这里，五四时期有关个性解放的吁求业已扩展为自然事物的独立宣言。正如华兹华斯的创作经历了从“红”（革命）到“绿”（生态）的过程，中国生态文化的建构者也深受启蒙思路的影响。在五四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就开始延伸到了自然界。此后，救亡、战事、斗争哲学的主导地位打断了这个线索。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倡导爱的人道主义逐渐兴起，生态文化才开始复苏和振兴。以此为线索，我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生态文化界，并与洪安瑞教授等人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对于主体间性原则，热爱差异的他们均表示赞同。事实上，他们事先印好的海报就以《主体间性与生态理论》为标题。如此的默契使我心中涌现出一个古意盎然的句子：“道相同，何远之有？”
在主持生态文化工作室期间，我随来自瑞士、日本、德国、中国的师生攀登位于采尔马特的阿尔卑斯山脉。乘火车去采尔马特小城的路上，不时看到坐落于自然之境中的传统木屋。到了采尔马特，马路两旁装饰着木板的小楼无声地阐释敬畏自然的美学。在镇中心最显眼的地方，供鸟儿饮水的木槽静静地等待那些飞来飞去的生灵。正值当地的秋季，山上的树木一片金黄，泉水在石缝间奔流，山顶却已白雪皑皑。在山腰上，介绍土拨鼠和山鹰的木牌不时出现，提醒我们尊重这里的主人。这里的蓝天之下没有传说中的神祇和精灵，只有岩石、草木、溪流、土拨鼠、鹰和无数没有现身的生命。它们是这里的主人，是差异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在它们中间，一些质朴的木屋谦卑地站着，尽可能融入自然之中。置身于这样的景色中，我想起了海德格尔的诗歌：
森林伸展，
溪流冲击，
岩石固守，
雾霭弥漫。
草原等待，
泉水涌出，
风驻留，
神之祝福在冥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