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李义平：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做客人民网， 主讲“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显著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面对新常态，我们应当有新思维”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阐释。
1月5日，人民网首页推出“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视频报告，讲座全文如下：
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显著特征
我刚观察了一下，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大概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第一次没有提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不能让百分之零点几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政策，而且GDP也是一个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发展质量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显著特征，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从战略性、全局性出发，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新常态，提出要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这 个特征下来思考我们的改革。第三个特征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紧密结合，充分地体现了改革的意向，特别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多次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去选择未来的产业取向和产业走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特点。
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提出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处于一个新常态。这个判断是战略性的。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形势、我们面临的任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常态大概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在新常态情况下，经济增长再也不会有30年快速发展的两位数增长。也就是说，快速的追赶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时候之所以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有两位数的快速经济增长，第一是我们的产业空间很大，第二是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大，第三是我们的劳动力便宜，第四是国际经济形势普遍向好，第五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那种创业的激情、创新的激情、发展经济的激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产业空间很大，跟着人家后面去做，就可以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速度，相对的特征是粗放的、是速度型的，现在进入了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阶段，说明中国经济更成熟了，进入了一个稳健的发展期。实际上发达国家或者说一些现在的发达国家，那些曾经是后发展中国家，通过追赶成为 现代的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德国，包括中国的台湾省，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快速地发展阶段。法国也是。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 日本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追赶型的快速发展之后，经济就进入一个稳健的增长期。这应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层次更高了，而且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 GDP的总量比原来要大得多了。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趋同的，而且都不快，因为它的盘子大了，因为它的质量高了，因为它的效益高了。所以，辩证地看这个速度，我们的经济是进步了。如果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发展的追赶期，第二个阶段是稳健的增长期，第三个阶段是一个成熟的、 底子更大的、盘子更大的、效益更高的、速度相对更慢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个状态。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新常态问题，看待速度问题。
新常态的第二个特点，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工作会议所高度概括的，首先是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永远是推动和拉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的力量。原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消费结构、我们的消费模式，基本上是模仿，基本上是排浪式的，基本上个体特色不是那么明显。发展到今天，消费结构越来越具有差异化，越来越具有个性化。所以，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我们的企业、要求我们的经济 政策作出相应的对待。这是从消费结构来看。
从经济发展的另外一驾马车，从投资来看，我们原来的投资空间很大，只要我们投资什么样的产业，我曾经说，比如说我们原来有很多的白纸，这些白纸都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可以用这个白纸写这个东西，用这个白纸写这个东西，用这个白纸写这个东西，现在白纸没有了，传统产业的产能相对过剩，甚至是严重过剩。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靠投资的话，除了中西部的基础建设，我们必须寻找新的业态、新的产业、新的投资方向。目前的投资，不是简单的投资，应当说是寻找产业发展方向中的投资。寻找产业方向应该排在投资的前面，它指引我们投资的方向。这是第二个特点。
新常态的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原来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你必须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因为世界上是无疆界的市场。要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话，就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和国际上的国家，经济就展开了竞争。以往我们的竞争主要靠便宜这一方面的比较优势，便宜体现在劳动力便宜，体现在环境便宜。其实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经济环境的质量这个成本没有充分地估计够。发展到现在，劳动力不便宜了。各个国家都走过这么一个特征，当年日本的劳动力便宜，当年韩国的劳动力便宜，发展到后来，劳动力都不便宜。劳动力相对显得稀缺，稀缺的东西就相对显得昂贵，资本现在充裕了，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什么东西相对的充裕，什么东西就相对的便宜。而且，现在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发展的要求更高了，要求有很好的环境，要求有干净的水、碧蓝的天、安全的食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有新的比较优势，不应当逃避于劳动力便宜，不应当逃避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大。
第四个特点，是我们的刺激性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 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1929年美国发生了危机，罗斯福 1933年走马上任，当了美国总统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刺激性政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通过扩张性的财政 政策进行刺激，他的结果是短时间之内好象经济增长速度好象很快，恢复了经济，但紧接着而来的是滞胀，因为它没有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平面地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所以，后来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面对的问题是怎样解决滞胀的问题。这个刺激性的政策，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眼前的经济增长，它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问题，比如说它延误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说它延误创新，比如说多发的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
我在人民大学给研究生教资本论，我曾经问学生，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应不应当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什么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呢？就是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头，两把斧头既是货币又是财富，因为马克思说了，货币是从商品交换中分化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产品。
现在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八个面包换一双鞋。八个面包既相当于货币，又是财富，它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现在有了纸币了，先用八块钱，八个面包换成八块钱，用八块钱买一双鞋，这八块钱后面有实实在在的财富支持，有八个面包。现在面包还是八个，想要两双鞋，银行多发了八块钱，16块钱，给造鞋的人说，你给我造两双鞋。大家想一想，造鞋的人会发现第一双鞋造完了，第一个八块钱用完了，第二个八块钱买不到东西，这就是多发货币。多发货币的更严重的影响，这个刺激性的政策，是水涨了船涨的人占便宜，水涨了船没涨的人吃亏。谁的船没有涨呢？广大的老百姓存在银行里面防老的钱，这方面它的水涨了船没有涨，所以，人们心里不踏 实，用这个钱买不动产保值增值，最后直接影响到货币的信用。
所以，我们应当强调市场经济的体制的自我调节，经济发展有周期，你不要认为经济处于低潮的时候是退步，其实它恰恰是进步，是要淘汰原来的落后的产能和落后 的产业结构，再次占领市场的时候，必须是先进的。而刺激性的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我们不能再用刺激性的政策了。也就是说，新常态下，应该谨慎地使用刺激性政策，而更着重于制度性的政策。
第五个特点，从产业组织角度来看，竞争更激烈了，兼并重组是不可避免。 还是资本论吧，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讲到资本 积累的时候，讲到这么一句漂亮的话，什么样漂亮的话呢？就是竞争激烈的程度和资本的多少，也就是说和企业的多少成正比例的关系，和资本的大小、和企业的大 小成反比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星罗棋布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是因为当时的产业结构、当时的水平相适应的。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必须重新洗牌，必须在 重新洗牌中调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和体制，它可能对某一个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全社会来说，肯定是好事。
第六个特点，我们的条件发生变化的第六个条件，就是现在经济体制运行、经济的深层次的风险逐一的显现，特别是地方债。 当年国有企业欠了很多的债，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债转股，为什么国有企业欠了很多债呢？因为国有企业的约束是软的，他知道还钱，厂长经理们知道还钱，不是他还，也不是他的儿子还，他借了钱了，企业在他在任期间搞得轰轰烈烈，对他来说有诸多的好处，所以他只管借钱，只管向银行里贷款，不管还钱，甚至对潜在的风 险也没有充分的估计。地方政府约束也是软的。如果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话，我们和一个市场经济对比，企业家会把资源配置到最有 效率的地方去，通常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GDP，会把它配置到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上面去。这些工程资金回收能力很弱，还不了账，潜在的风险。美国次贷就是因为借的账还不了。所以，这个问题，深层次的风险逐渐地显露，但是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总体上是可控的，要用制度去防范和分散风险。
就是为什么说进入新常态呢？因为我们经济最初发展的一系列的条件，今天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条件、新的约束条件以及新的任务。
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自主创新和做大做强，就是把我们的经济真正做肌肉，不是长脂肪，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这一点现在非常的重要。目前我们的经济仅仅是做大，但是没有做强。做大和没有做强的证明是，一般的说来，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发展通常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日本、韩国开始也这样；第二个阶段在模仿中逐渐地有自我创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第 三个阶段是品牌经营。就这三个阶段来说，特别是在制造业里面，我们的世界知名品牌很少，特别的少，我们一定要重视制造业。制造业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的问 题，就是谁来装备中国的问题。就一个国家来讲，就一个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就一个企业、就一个产业来说。第一个阶段是研发，第二个阶段是制造，第三个阶段是有自己的品牌经营。就这三个阶段来说，研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它涉及到原创性的东西，涉及到知识产权；品牌经营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对的制造阶段是加工 阶段，这个层次反倒没有第一个阶段高了。我们的很多企业依然处在制造阶段。
我记得由美国次贷引发危机开始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说，靠外来产业转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很低的这么一种经济增长模式，面对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深层次的矛盾暴露无遗。现在我们必须做肌肉。刚才说了，传统产业里面已经饱和了，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真正考验中国经济、考验中国企业的时候到了，你能不能创新？你的经济已经起飞了。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过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以后要持续地进行反减缩的斗争。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时期的主导的产业。你能不能把主导的产业研发出来，这个东西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假定这个世界上没有汽车，你能不能把汽车想出来并且造出来，假定这个世界上没有飞 机，你能不能把飞机想出来并且造出来。哪个国家、哪个企业率先想出来、率先做出来，就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就可以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需要创新。
然而，创新绝对不是号召出来的，而且我们这里的创 新，讲的是大众的创新，是草根阶层的创新，是乔布斯的创新，是比尔盖茨的创新，是贝尔的创新，是法拉基的创新，是不需要号召的创新。这个创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人本身是聪明的，中国人绝对是聪明的，但是要创新，需要把创新的能量、冲动、冒险精神激发起来。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说，最主要的是一些发达国家不害怕我们学习它的技术，而害怕我们学习它有关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容忍创新一开始的异想天开，比如说既褒奖成功，又包容失败。比如对知识产权切实的保护，比如社会诱导信号能够把聪明的人引导到首先从事实际产业的经营上。比如说能够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有创建的、敢于冒险的人，具有一定冒险精神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靠人力资本，必须靠人力技术进步，必须靠创新，但是它需要改革，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是新常态的一个特征，就是创新、做强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打的任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应当是有节奏的、均衡的、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发展。它对应于原来主要靠行政力量，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竞赛式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失衡式的发展。片面追求GDP 的增长速度的话，其实GDP掩盖了很多东西。80年前的1月4号，当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给美国两院汇报的时候，第一次提到GDP的概念，它就是一个交易额，它掩盖了没有进入交易的东西。西方经济学上在讲到GDP概念的时候，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经常举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男的雇一个女保姆，给女保姆发工资，GDP就增加了，如果那两个人日久生情，结婚了，这个女的干的还是这份事，所不同的是不发工资了，GDP就减少了。如果这两个人自己在家里吃饭，自己在家里做饭，对GDP没有什么贡献。如果下馆子，吃高级餐馆的话，对GDP贡献更大。它还掩盖了很多无奈的东西。北京的雾霾，很多地方的雾霾，为了防雾霾，要买空气净化器，要买口罩。厂家的空气净化器卖得好了，口罩卖得好了，GDP增加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甚至还掩盖了很多有害的东西。
我曾经又问学生，我说如果三四辆汽车在公路上平安无事的行驶，对GDP贡献大呢？还是三四辆汽车撞到一块出了严重的车祸，对GDP的贡献大？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出了严重的车祸，对GDP的贡献大。因为车碰破了，得到4S店里面修车，修车要交钱，要交钱，GDP增加了，对人民群众来说确实是损失。
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会造成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失衡，会造成经济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失误，会造成内需和外需的严重失衡。
我问学生，高铁300公里你敢坐，高铁600公里你敢不敢坐？所以经济发展应该是全面均衡的、有节奏的、靠市场力量稳健的发展，可以预期的发展。如果靠行政力量，通常会大起大落。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放卫星，大起；三年困难时期，典型的大落。
新常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概括一下，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是一个有质量的增长，是质量、速度、效益的统一。第二，所谓的新常态，是相对于以往的30年，无论是需求、投资、比较优势、经济政策、产业组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跟原来不一样。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第三，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做强，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年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明确。第四，应该主要靠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的推动，有节奏、均衡的、稳健的发展。
根据这一些，我们去全面地理解新常态。
三、面对新常态，我们应当有新思维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既然我们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面对的问题和原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有解决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的新思维、新的行为模式、新的政策取向。所以，我第三个问题特别强调新常态下的新思维。就是说，用老的方式、老的办法、老的思维习惯，是解决不了新常态下特别面对的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这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应该有怎样的新思维呢？我提出下面五点：
第一，改变我们的习惯。 什么叫习惯呢？习惯是反复如此的结果。长期这样做，就习惯了。对于我们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长期的积极主动的干预经济，他们的行为习惯会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用行政手段继续干预经济。继续干预经济的结果，是违背经济规律。习总书记在今年5月7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的时候，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怎么样才能遵循经济规律呢？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最容易遵循经济规律。各种分散的力量，谁也左右不了市场的大势，只能按照市场价格指引的方向去适应它，这样在明理之中，在不知不觉中就遵循了经济规律。而有的地方特别强大，强大到无所不行、无所不能的程度，却在不知不觉中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是通过很多偶然的现象表示着必然，通过很多自发的现象展示着必然。所以，有些地方领导愿意把市场经济变得听自己的话，一旦把市场经济变成听自己的话，这样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和我们的行为习惯，包括给特殊政策这样的东西，都是旧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人们每天大量的作为、行动，都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是下意识，都是习惯使然。习惯是什么东西呢？习惯就是一种从来不需要记起、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东西。所以在今天面对新常态的时候，严重的问题是让我们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部，改变我们与市场经济、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旧习惯、旧的思维模式，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真正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去审视和衡量经济发展。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为了GDP的发展和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单纯的追求GDP，对GDP的崇拜，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人为的制造，可以分配不公，可以环境污染。为了GDP的增长，它带来的问题 是环境严重的污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曾经指出，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要记得住乡愁。人和自然是和谐的，人们的利益，你真正从人 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它但不单是物质利益，它包括社会利益，包括自然界带给我们的福利。比如说我们在青山绿水之间徜徉、旅游，享受着美好的自然界。这都是一 个利益共同体。当自然界被损坏的时候，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被损失了。单纯的为了GDP，还可以带来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这次特别强调着，经济工作会议，要社会政策托底，不能用平均数掩盖住大多数，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受高质量的教育。而这个问题说得很好，现在是能不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中小学的高质量的 教育，特别是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去审视我们的发展，应当有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包括清洁的水、健康的饮用品、健康的食物、动植物的多样性、美好的环境，找到工作的难易程度、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人民未来的安全性、社区的和谐，不单单是GDP的问题。现在为什么整个社会特别是在一些少数干部中单纯追求GDP 呢？因为一个时期以来，谁的GDP搞上去了，谁的职务就可以升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仅人为制造GDP，而且还有虚假，地方政府往往报上来的和国家统计 局统计出来的不一样，比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的要大、要多，按照同一口径。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我们党的政策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目的，就是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今天，我们应该把这个口号喊得再响亮一些，真正从我们的政策出发，从我们衡量的标准，要真正是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而不简单的GDP。
第三，我们的新思维是应当相信市场。 我们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干两件非常伟大的事情。第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主要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全面推进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而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的这一核心，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非常伟大的。我们有着五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五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使我们落后了，因为是自给自足、相对稳定的、没有多少技术创新的历史。40年的计划经济，最后搞成了一个低效，所以最后放弃计划经济，也好象达尔文主义一样，对这 个经济体制也是优胜劣汰，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我们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是选择市场经济以后，这30年来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我们的经济才快速地、迅猛地发展。
你可以看一下，世界上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当代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的省份，也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些省份可以没有资源， 比如说浙江有什么资源，广东有什么资源，福建有什么资源，江苏有什么资源，没有。没有山西有资源，没有东北有资源，但是经济发展得很好。
一个国家不在于你的资源有多少，而在于你利用多少资源，利用谁的资源，靠谁去利用资源。所以，我们党的《决定》，明确地指出要让市场配置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我们带来了经济的辉煌。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引领着我们干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这就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治国，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是人治，你不要以为历史上有法就是法 治了，秦始皇也有法，大清朝也有大清律，你能说它是法治社会吗？市场经济的法，是旨在借鉴人们的权利，旨在保障人们的权利，旨在规范经济运行的规律，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市场经济载体的话，这样的法治经济是没有的。没有法治经济建设的话，这个社会就很难稳健的、正常的、有序的前进。
我们在深圳曾经参加一个论坛，有一个香港的搞咨询的人曾经发言，他讲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曾经没有钟，没有月历、日历，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人会看天象， 会告诉我们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时，只有他自己会用，别人不会用。又出来一个人，聪明，他可以造出钟来，造出月历、年历、历法，造出这些东西以后，所有人都会 用。我们说后面的人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人更聪明。当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更为健全，当中国社会法律制度更为健全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了这样的制度 保证，我们的社会就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们应该相信，当面临着艰难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市场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摸索的过程。我们还发现，很多的时候，地方政府指定一个产业，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自成。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相信市场会把资源配置得很好，相信市场会不断地创新，只有市场才有创新的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特别讲 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哪个企业率先创新了，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一个企业超额的社会回报，创新了，其他的企业跟上，跟上之后，这个利润会迅速的平均 化。平均化之后，又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又有的企业率先创新，这就像军备竞赛一样，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看看今天的市场经济国家，看看今天我们经济发达的 地区，看看我们的现实。从世界范围来看，比尔盖茨、乔布斯是政府指导下出来的吗？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马云、柳传志，是政府指导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正确的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政府在它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创造良好竞争环境的地方，去充分地发挥作用，和市场机制形成互补。所以，我说我 们应该相信市场经济的体制的力量。有了这个相信，就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上下功夫。这是我所讲的新思维的第三点。
第四，要在建设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而不是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重蹈刺激的覆辙。 这个经济刺激会带 来很多的负面的作用，会错失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机。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经常有危机，有下滑的阶段。我又问学生，我说到底是经济危机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呢，还是经济快速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快速的经济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1992年海南的房地产、北海的房地产，你都不知道上的是什么产业、什么项目，因为都能挣钱，当产能严重过剩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不能挣钱了，快速发展。当今白酒行业的情况也是这样，高端白酒，原来是高级商务活动、高级政务活动，都用的高端白酒，给人的感觉是，高端白酒能挣钱，挣到钱又上了很多高端白酒的项目，快速地发展。今天 来看，高端白酒面对的问题，绝对是一个相对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你要再刺激的话，本来要淘汰落后的产能，本来要调整产业结构，马克思说，这个价值规律的作 用，就好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重力尽力强制开辟道路一样。你再刺激，它就平面地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使用，特别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 经济要健康稳定有节奏地发展。我们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断提升，我们要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种是结构效应。什么叫结构效应 呢？通过结构的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新的产业兴奋点，然后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一种是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平面的铺摊子，平面地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在刺激性的政策上下功夫，我们应当在健全市场经济体 制上下功夫。认为这个刺激性的政策，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刺激性的政策效益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应当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健全市场经济的体制，而 不是一味地刺激。这是新思维的第四点。
第五，是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7号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的时候，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地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这是非常重要的。凡是违背经济规律，必然要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毫 无例外。1958年的大跃进，违背经济规律，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怎么样才能更好地遵循经济规律，更好地遵循自然规律，那是要学好政治经济学。为什么 要学习好政治经济学呢？一是，我们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没有市场经济，历史上也没有经济学，我们曾经照搬的马克思的以英国为典范的研究出来的经济学，我们也曾经照搬过西方经济学。当然这个继承是必要的，我们所以需要学习经济学，是因为第一，我们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有的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记录。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无异于免费午餐，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经济学。第二，经济学是我 们的实践，是总结，我们很多的认识，实际上都是先发生后认识的、后总结的。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总结，我们应当全面地借鉴。当然，它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它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的规律。我们可以借鉴，在借鉴的基础上，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现在使用的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的概念，一系列的调控手段，实际上都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曾经用过的。另外，对我们的党政干部来说，他的知识结构的转变是经济 学的知识。有一个地方领导曾经跟我说，他特别喜欢搞文史方面的知识，大多数的干部都是这样。对他们来说，缺的是经济学的知识，不缺文史方面的知识。我们应 当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拉长我们知识结构的转变。理解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在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期间，12月10号，人民日报理论版头条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提高按经济规律治理经济的能力》，我想，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一个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地、自动地推动它正常发展的时期，那些靠个人的拍脑瓜的决策，那些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应当不断地杜绝，只有我们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我们就会更快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使我们的行为模式，符合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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