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提案 十年科考
23.03.2017 14:49
本文来源: 林业网
民进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卢琦是这份提案的草拟者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为了这份提案，他和共同从事荒漠研究的伙伴们开展了长达10年的沙漠科考和前期调研。
为荒漠正名的科考人
一片遥远的荒漠，为什么要建国家公园？还要花费10年的精力去考察、去论证、去调研？
“我们给库姆塔格荒漠国家公园预设的目标范围很好记，四至很清晰：南以阿尔金山脊线为界，北达当年玄奘西行穿越的噶顺戈壁北端，西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把大名鼎鼎的罗布泊包括在内，东抵敦煌鸣沙山和党河一线。要说文化遗产，这个区域成就了丝路文化的精髓，莫高窟、西千佛洞、阳关、玉门关、汉长城、古楼兰……都是举世闻名的。要说珍稀动物，这里有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少的双峰野骆驼，也有藏野驴、蒙古野驴、雪豹、藏羚羊……很多都是中国特有的濒危野生动物。应该说，无论是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还是生态保护的角度，在这里建立国家公园都很必要。”不需要讲稿或者地图，卢琦介绍起库姆塔格，就像相声演员表演贯口一样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而且饱含深情。
作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创始所长、研究员，卢琦给自己取的微信昵称叫“职业沙手”。这些年，他牵头搞沙漠科考，既研究治沙也呼吁“护沙”，抽出空来还要搞沙漠科学的传播和科普……对于沙漠，他有种特殊的情愫。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情愫，在不少人眼中，荒漠也好，沙漠也罢，都代表着荒芜、苍凉甚至恐怖和死亡。
荒漠不是用来治理甚至“消灭”的吗？怎么还保护？对于类似这样的误解，卢琦已经习以为常，每逢有记者来访，他总要先做一段科普，为荒漠正名。“来，我来给你们‘洗洗脑’！”卢琦说，人们总是把荒漠、沙漠和荒漠化的概念混为一谈，“荒漠有‘六子’，包括很多种类，沙漠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岩漠、砾漠、泥漠和盐漠等。加在一起，荒漠地区占了我国国土面积的近1/3呢！包括库姆塔格沙漠在内，很多荒漠是‘天生’的，别说与人类比了，荒漠的历史比‘猴儿’还长。而那些荒漠化的区域呢？它们以前可能不是荒漠，而是因为过度开发等人类活动加上气候等因素导致土壤退化，才变成了荒漠化土地。我们要防治的是荒漠化，而那些‘天生’的沙漠和荒漠，它属于荒漠生态系统，是一类重要的自然遗产，更是有价值的生态资产。我们要做的，是科学规划、保护资源、保值增效，想办法与荒漠和谐共处，在不掠夺自然的前提下，让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说走就走：去心病，摸家底
作为荒漠化研究专家，卢琦对库姆塔格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10多年前，就是他率领的科考团队，让这片苍茫大漠从一个“未解之谜”变成了“已知之地”。
2007年以前，库姆塔格沙漠一直是我国八大沙漠中唯一未经系统、综合科学考察的处女地，地貌、气象、水文等方面的基础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就好比你知道家里有块传家宝地，但连它长啥样、上面有啥你都说不清。”卢琦说，“最初为什么要做库姆塔格沙漠考察？因为它是老一辈沙漠科学家的一个心愿甚至一块心病。”
1980年，我国老一辈沙漠科学家朱震达等人，以航空相片为基础，首次提出库姆塔格沙漠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判断，这是羽毛状沙丘在我国的唯一分布区。朱先生曾多次向弟子们表达过到库姆塔格沙漠进行实地考察的想法，但遗憾的是，直到2006年去世，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为了摸清“家底”，也了却几代沙漠人的这块心病，自2004年开始，卢琦就和时任甘肃省治沙所所长的王继和一起，多次邀请中科院、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科学家开始为库姆塔格沙漠科考立项的事奔忙努力，多次开展探路式考察和周边调研，做足前期准备。2006年底，“库姆塔格沙漠综合考察”正式被科技部确立为科考类重点项目，卢琦担任项目主持人和首席科学家。2007年9月10日，65人的科考大军集结敦煌，库姆塔格沙漠首次大规模科考宣告开始。这65名队员中，有3位正是朱震达先生的弟子。
零的突破，新的起点
对于卢琦和科研人员们来说，零的突破不过是新的起点。继2007年首战告捷之后，2008、2009年，都有科考队员再赴库姆塔格做进一步考察，累计行程超过15万千米。历时3年的库姆塔格沙漠综合考察项目一期结束后，科研团队将众多重大阶段性研究成果凝聚于《库姆塔格沙漠研究》《库姆塔格沙漠风沙地貌》和《库姆塔格沙漠地理图集》3本专著中。
此外，科研团队还出版了两本科普图书《库姆塔格，不再遥远》《沙山有约：首次库姆塔格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员手记》。作为编著者之一，卢琦对科普的热情不亚于科研，“科学家不能只是‘闷头’做学问，还要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如果你的科研成果出来了，老百姓却什么都不知道，那不就成了自娱自乐了吗？所以，我们想让大家都认识库姆塔格，走近库姆塔格，了解保护荒漠生态的意义”。
2011年4月，《库姆塔格，不再遥远》首次印刷，同年，沙漠考察项目二期又紧接着上马。“二期我们把考察范围扩大了，将沙漠北边的噶顺戈壁也包括进来，在‘新地区’做一些基础数据方面的‘老工作’，在一期去过的‘老地区’做一些更深入细致的‘新工作’。”二期科考项目主持人吴波研究员如是说。
除了新地区、新工作，还有新成员。与首次科考的“和尚”阵容不同，二期项目开始有女队员加入，“一期的时候连路都没摸清，太危险；一个人每天发4瓶矿泉水，平时根本没法洗漱；这样严酷的条件，女队员有诸多不便。”卢琦说，“二期不一样了，虽然还是不能洗漱，但是路线我们已经基本摸清了，初步设立了几个大本营和临时营地，把通过遥感技术做好的路线图输入到机器里，相当于沙漠有了‘导航’。”
贾晓红，参与项目二期的女队员之一，从2012年到2014年，连续3年赴库姆塔格沙漠进行考察，主要负责植物研究和后勤工作。提起考察过程的艰辛，贾晓红说，他们的车常常被一面墙那么高的沙尘暴追着跑，沙粒打在腿上像石头砸人一样疼，但她也说:“既然来了，就要勇敢面对。”
让贾晓红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与双峰野骆驼有关。“那天已经很晚了，我睡在帐篷里，忽然觉得外面有什么动物正贴着帐篷闻我，当时紧张坏了。”根据科考团队严格的纪律，要尽力保护当地的珍稀野生动物，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意伤害它们。“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见营地附近有野骆驼的粪便，知道不是猛兽，这才松了一口气。”
精英队伍：全明星，“不要命”
在沙漠中摸家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次沙漠考察，是一群‘大牛’还是‘牦牛’共同努力促成的。”卢琦说，挺进沙漠的这支队伍，包括地质、地貌、水文、气象、植物、动物、土壤等20多个学科方向的少壮派。“我们那队伍里有好几个长江学者、杰出青年！”虽然对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充满信心，但他也感慨，挺进无人区、夜宿未知的沙漠腹地，是“一群不要命的人用生命来赌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区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挺进库姆塔格之前，卢琦就和科考总指挥张守攻、前线总指挥蔡登谷等考察组织者一起，制定了严谨周密的工作方案，还特别设置了蓝、橙、红三套应急预案。“我们当时通过国家林业局在兰州空军、中国气象局都备了案，气象局保证24小时突发气象事件预报，万一出现紧急突发事件，空军会出动直升机救援。”卢琦说，“我当时想，把这65个兄弟平平安安地带进沙漠，再带出来，这比什么都重要。”
尽管有充足的准备，但在未知的沙海中，依然充满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而这群科研人员也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大胆。时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的蔡登谷总指挥如今已经退休，率队挺进库姆塔格之时，他已过花甲之年。从出发前5天到2007年9月26日从兰州返回北京，蔡登谷用文字、用诗词，一天不落地记录下科考队完整的考察经历。在他的日记中，车辆沙陷、帐篷吹丢、风餐露宿是常见的字眼；有时候一天陷车3次，先经风雨，再战尘暴，在他笔下，仍不失为“比较顺利的一天”。科考队员把燃烧的激情，豪迈的风采，连同那滚烫的汗水一起洒在了库姆塔格这片值得永远留恋的热土上。
2007年9月15日，科考队员在二号营地遭遇大风卷起的强沙尘暴，一顶帐篷被狂风吹走，尽管里面压着十几斤重的背包，还是一直被刮到几十米开外才被“抢救”回来。蔡登谷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幕：“朦胧中，我突然发现附近沙梁上有几个人影晃动”——在这漫天风沙中，居然还有队员在架设临时气象站、加固大本营的帐篷，气候组的专家甚至手持仪器，在风口处测量瞬时风速与风向。“此时此刻，也许一切阻拦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你只能无奈地默祷，暗暗地赞许。”蔡登谷写道。当天晚上，科考队就启动了橙色应急预案，用团队纪律要求全体队员停止一切野外活动，尽可能到吉普车和帐篷内暂时躲避。
也许是苍茫大漠在回馈这群科研人员的勇敢和执着，首次库姆塔格沙漠综合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科考队员终于揭开了蒙在中国唯一“羽毛状沙丘”上的神秘面纱，还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的这片“羽毛”与国外定义的羽毛状沙丘有着不小的差异；他们首次发现并实地考察了大量存在于库姆塔格沙漠腹地的砾石丘，将这种独特的风沙地貌命名为“沙砾碛”并写入新版自然科学名词；他们几次邂逅双峰野骆驼、鹅喉羚等珍稀动物，并得以对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进行近距离观察。科研人员还在沙漠南北各选一址，建立了基于卫星数据传输的标准气象站，并通过实地测量得到了气候、地理、水文、堰塞湖等方面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离开沙漠之前，为了纪念这次填补空白的科考，队员们在一号大本营所在地梭梭沟尾闾湖竖起了一块石碑，一面是全体科考队员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蔡登谷等人所作的碑文，其中有这样两句：沙漠科考，三代夙愿。库姆塔格，扎下营盘。
从“沙漠熊猫”到国家公园
正是这些与科考队员有过“亲密接触”的野骆驼，让卢琦等人萌生了推动荒漠国家公园建设的想法。双峰野骆驼目前仅分布在亚洲中部，根据科研团队近年来的连续观测，有大约600峰生活在我国的库姆塔格沙漠；另有约200峰生活在与中国接壤的蒙古国西南部。“种群数量比大熊猫还要少。”卢琦说。
在库姆塔格沙漠地带，有包括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阿克塞安南坝野骆驼自然保护区在内的4个国家级保护区，守护着这些珍贵的“沙漠熊猫”，确保它们生存无虞。几个独立的保护区多以铁丝网标示各自的边界范围，这些围栏的确为野骆驼圈出了“宜居”的天堂，却也把它们完整的栖息地一“切”为四，挡住了野骆驼迁徙的脚步。“铁丝网大概一米多高吧，成年骆驼往后退退，助跑几步能‘跨栏’过去，小骆驼肯定不行，只能撞在上面。”卢琦说，迁徙通道不畅、活动半径减小，使得不少双峰野骆驼只能无奈选择近亲繁殖，或者与人们放养的家骆驼杂交，长此以往，就会导致野骆驼种群的衰退和后代生殖能力的下降……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沙漠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在库姆塔格一带，各种类型的禁止开发区域林立，这当然是为了保护区域内丰富的自然、文化遗产，但“藩篱高筑”和多头管理也会带来很多问题，野骆驼的迁徙之忧只是其中之一。
“之前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研上，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外面跑，后来走到管理岗位上，我就开始琢磨荒漠自然资源该怎么管理更好的问题。”卢琦说。2008年，国家公园的概念开始在国内提出，这给卢琦提了个醒：“全世界最早的国家公园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而黄石公园就是荒漠类国家公园的典范；库姆塔格或许可以打造成中国的‘黄石’！”
2015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出台让卢琦和同伴们更坚定了要推动建立库姆塔格（荒漠）国家公园试点的想法。“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沙漠公园等这类已有的概念不一样，简单点讲，国家沙漠公园更趋同于老百姓通常理解的‘公园’，而国家公园则是自然资源保护的最高形式，它明确规定核心区是不能进行开发或者任何商业活动的，能让子孙后代看到前人‘没踩过脚印’的原始风貌；同时又给了国民一个在可开发地区了解、观赏、体验原始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还强调要统一规范管理，对区域内的管理机构进行整合，解决碎片化的问题。”卢琦说。
每年两会之前，民进中央会向其29个省级组织和9个专门委员征集提案，经过遴选和调研，从中择优，作为民进中央的提案提交全国政协会议。为准备这份提案，2015年11月，民进中央领导亲自率队赴甘肃敦煌、阿克塞等地考察调研。沙漠科学家们积累了10年的研究成果最终转化成一份扎实的草案，通过了民进中央的遴选，又经过反复的修改和打磨，最终形成正式提案。
“机会真的会常常光顾那些有备而来者”，卢琦一直相信这一点，“这份提案之前，我们已经在该区域从事科考活动超过10年——我们不怕等待，但也不会闲着，会继续研究，把该做的准备都做足、做细、做好，不管10年20年，一旦机会来了，我们马上就能抓住。”
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年磨一案，让库姆塔格不再遥远——卢琦和科研团队的所有成员离他们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参与：实习生王文杰）
本文来源: 林业网
23.03.2017 14:49